析生产、销售假药罪

药品是治疗疾患的一种特殊商品,但伪劣药品却会对人民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甚至会造成受害者死亡的严重后果。亿万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本文对新刑法中生产、销售假药罪进行了全面论述,从多角度进行了剖析、阐释。     

生产、销售假药罪犯罪构成研究及立法完善

生产、销售假药罪侵犯了药品监督管理制度和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了国家药品管理法规,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对“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认定,应采纳一般标准说;本罪的罪过形式既有直接故意,也有间接故意,还有过失,是混合形式的罪过;本罪的罪名应由“生产、销售假药罪”改为“销售假药罪”;在刑罚处罚中,应当引入资格刑,完善刑罚体系。     

生产、销售假药罪作为行为犯的刑法经济评析

从规范层面看,刑法谦抑要求刑法经济;在应用层面,规制经济犯罪又要求贯彻刑法经济。《刑法修正案（八）》降低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入罪标准,扩大了犯罪圈．使其由危险犯转变为行为犯。成为行为犯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行为与其结果的空间分离使其理论依据更加坚实。程序认定的便捷使其适用更加经济,但是,为了使生产、销售假药罪更全面地符合刑法经济．需要进一步明确该罪的犯罪情节。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刑罚必要性的视角。生产、销售假药罪犯罪圈的扩大并不必然符合刑法经济。同时,作为行为犯的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衔接过程过于烦琐。从刑法经济的角度出发,解决这两个罪行的衔接问题还要探寻新的路径。     

行政刑法视野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性、构成要件及诉讼程序之辨正

刑法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行政犯,《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改变这一定性,所以要坚持行政刑法之行政从属性.刑法第144条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司法认定应该在行政刑法的语境内来进行:“生产、销售”要跟牟利性的经营活动联系考察才符合所侵害法益的性质,牟利目的应该是此罪的必备要件.“有毒、有害”与“不符合安全标准”是包含关系,“不符合安全标准”是“有毒、有害”的应有之义,其认定必须以鉴定结论为依据.如此,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至于违反法治国家精神.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客观行为包括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其行为对象是伪劣产品。实践中,正确认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客观行为、行为对象以及销售金额是认定本罪的关键。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新探

我国刑法第140条、146条和149条中的“产品”一词应改为“商品”,第140条和149条的罪名应确定为“生产、销售普通伪劣商品罪”。某些建设工程应纳入“伪劣产品”的范围,但需要在刑法第137条和第140条的法定刑之间进行平衡,即应加重前者的法定刑。如果只是单纯地假冒,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根据不同情况,或者只给予行政制裁,或者按假冒注册商标罪等犯罪论处。此外,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还涉及到未遂形态、销售金额以及与相关条文的关系等问题。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伪劣产品”的司法认定——以杨某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为切入点的展开

根据“刑事法定性,刑事法定量”的行政犯违法判断模式,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伪劣产品”的认定标准应当符合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对于“伪劣产品”应当进行实质解释,一方面,“伪劣产品”应当违背《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质量的实质要求;另一方面,“伪劣产品”需要具备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属性。行为人生产、销售质量合格的产品的行为可能成立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而不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区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关键,在于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所侵犯的法益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是他人的知识产权。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争议问题探讨

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的销售金额、犯罪主观方面以及该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竞合等问题,理论与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结合刑法规定与司法解释,对于不同的观点进行了分析与比较,相应提出了笔者自己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     

浅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销售金额

销售金额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构成要件，对于其内涵应该做扩大解释，而且应该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既遂、未遂在销售金额上的标准一致化，在立法上应进行一定的修改，这样才能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做出更科学、合理的说明。     

多元参与交通管理工作思路探讨——基于福建省尤溪县的个案分析

交通管理要与时俱进,有效借助社会资源应用于交通事故处理的全过程,探索多元参与交通管理,创新服务交通秩序管理思路。通过管好自家人与车、抓实安全宣传、夯实交通基础条件、部门联动调解、做好息访工作等,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刍议

侵犯注册商标权犯罪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各种侵犯注册商标的犯罪屡禁不止,发案率逐年上升。侵犯注册商标犯罪所带来的利益能够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售出。因此,对刑法中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进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贩卖毒品罪共犯疑难问题探析

贩卖毒品罪共犯中有三类情形较为特殊：一是如何定性介绍贩卖毒品行为；二是受他人雇佣陪同贩卖毒品的行为能否构成贩卖毒品罪共犯；三是购买毒品者能否构成贩卖毒品罪之共犯。对此有必要结合刑法理论予以认真分析研究，以利于准确、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     

论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刑法抗制

鉴于日趋严重的各种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严峻态势 ,重视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刑法抗制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我国刑法关于惩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罪刑规范 ,分别规定于刑法典分则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和侵犯知识产权罪两节。本文着重对上述犯罪司法认定中的疑难争议问题作了探讨 ,主要包括 :特定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中“明知”的判定 ;“销售金额”的理解及认定 ;注册商标犯罪认定中的问题 ;侵犯著作权罪认定中的问题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中的共犯和罪数问题     

假药之罪,止殇于典,养正于刑——论以量刑为实现案件正义的可选性

在民众和学者的呼吁下,同时为了满足立法和司法的需要,《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原有规定进行了修改,这当然是立法意图对现实危害的有力回应,但是这种修改又面临着入罪门槛降低后刑罚打击力度增强与刑罚轻缓化冲突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思路众说纷纭,本文以量刑为角度,通过对量刑制度可选性的逻辑推导,以求实现案件正义。     

对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法律思考

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过于简略。通过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行为、贿赂范围、为他人谋取利益、犯罪主体、回扣和手续费的分析 ,建议通过立法 :1.将索贿罪与受贿罪分离 ,规定不同的量刑幅度 ;2 .将索贿罪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或物质性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3.将斡旋受贿罪独立 ;4 .另设职前受贿罪与职后受贿罪。     

制作并出售网游外挂应当构成犯罪

对于制作并出售网游外挂的行为,无罪说所持的大前提并不准确——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提倡刑法解释;"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能成为刑法解释中的霸王条款;和谐社会强调的也不是一味的刑法谦抑而是宽严相济——因而不应为我们所采纳。该行为符合犯罪特征,应当予以刑事规制。     

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与平衡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其在刑法立法、刑法解释、罪刑裁量和刑罚执行过程中均存在利益冲突,需要进行利益平衡。而这种利益平衡的实现需要在立法上合理地确定犯罪圈的范围、优化刑法规范的表达方式;在刑法解释中建立民众参与机制,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司法上加强对法官裁量权的制约,保证个案裁判的实质公正。     

犯罪客体与法益论

犯罪客体理论是颇受学者争论的理论问题之一 ,有必要进行适度整理。我国现有的犯罪客体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犯罪客体的期望值过高 ,没有对其准确定位。犯罪客体应界定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刑法法益 ,该刑法法益是具体法益 ,即我国刑法第 13条所列举的具体的权利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