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不断通过日本对其做出的反应而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在日本,它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则致使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意识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影响美日关系,而且会损害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     

美国与1945年英泰和谈

二战期间,美、英对泰国的宣战采取不同态度.两国在东南亚追求的政治目标相互矛盾,形成了不同的对泰政策.美、英对泰政策的分歧由战时延续到战后.美国积极干预1945年英泰媾和谈判,为战后建立长期密切的美泰关系奠定了基础.     

美国对日本经济复兴政策的演变

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是美国推行全球冷战战略的必然结果.自杜鲁门政府起,在诸种因素的制约下,该政策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侧重点最初美国既支持日中有限贸易又主张帮助日本开拓东南亚市场;朝鲜战争爆发后,仅仅强调东南亚地区的作用;及至杜鲁门执政的后期,则东南亚、西方市场二者并重;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首先重视东南亚,最后重点关注西方市场,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这充分表明美国外交政策中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亦是战后美日特殊关系得以巩固的一个主要因素.     

论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中的东南亚因素

冷战时期,日美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最重要也最为核心的双边同盟。在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因素是重大影响因素,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南亚是确保日本不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和日美同盟安全的关键地区;第二,日美同盟是包括美国东南亚同盟体系在内的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第三,日本发挥其盟友作用,配合美国推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开发,从“软”方面确保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安全,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     

肯尼迪新政策: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冲绳政策的转折点

二战后美国占领了冲绳群岛,1951年签订的《对日和约》第3条成为美国拥有该群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法律依据。1953年美国将冲绳群岛的一部分奄美群岛归还给日本,之后一直到50年代结束几乎没有对日本作出任何让步,僵硬地坚持维持现状的政策。当时冲绳问题更多集中在岛内美军与冲绳人的对立上。如果说50年代是军方要求和冲绳人对正义、民权和自治政府的诉求之间严重的对立冲突时期的话,60年代对冲绳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这是美国不可避免的让步时期,也是冲绳行政权最终回归日本时代的开始。那么,为什么美国在60年代在对冲绳政策上开始所松动,这种政策松动如何表现出来,其结果如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是要探讨的问题。     

日本战争赔偿与美国的责任

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菲律宾、马来西亚、东蒂汶等国时,当地民众团体进行了示威抗议活动,要求日本对慰安妇给予赔偿,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以及篡改历史教科书。战争与战争赔偿已经不再是一个醒目的话题,然而对于站在新世纪人口处的日本与东盟(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来说,却依然现实地影响着双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本文拟从冷战体制下美国的东亚政策对日本赔偿政策的影响出发,阐明日美应承担的责任,分析"战争赔偿"的权利与义务及其存在的问题,指出日本的对外赔偿作为国际关系史上的特例,是美国东亚政策演变的结果之一,配合了美国遏制战略的开展,亦使得日本推行"赔偿外交"成为可能。     

社会科学研究与美国心理冷战战略——以"学说宣传项目"为核心的探讨

1947年美苏冷战开始后,美国的冷战政策制定者,特别是心理冷战政策的制定者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在冷战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冷战初期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主持的一个重要项目——“学说宣传项目”的考察,揭示美国社会科学界日益介入美国政府的冷战决策中,并对美国心理冷战政策的制定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事实。亦试图说明,由于社会科学的介入,美国的心理冷战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有效性,从而对冷战历史进程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美日移交琉球行政权谈判中关于核问题的交涉始末

2009年12月22日,日本《读卖新闻》曝光了日美琉球"核问题",这在日本政界和日美关系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认为,美日在琉球核问题上的立场与琉球行政权移交问题紧密相关,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而且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后者实现的时间和条件。而琉球行政权移交问题又离不开当时的国际形势、美国对日战略,以及日本自身的变化。在美国统治琉球的27年中,美国对琉球的政策始终是变化的,但是其基本的宗旨一直是维护、巩固和发展美日同盟,将日本培养成在远东对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远东形势,特别是日本本身的变化,是美国对琉球政策包括对琉球核武器问题的立场发生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     

日本金融领域金融监管与竞争监管关系的演变

行政监管领域行业监管和竞争监管是规制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政府经济政策上表现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在金融领域就是金融监管与竞争监管的关系问题。日本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主导下形成了严格的竞争监管和金融监管框架,伴随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转变,金融领域出现了长期竞争监管当局淡出、金融监管当局主导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放松金融监管中的限制竞争规制,在金融领域融入了自由竞争理念,特别是日美经贸摩擦时期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形成了以金融稳定为共同目标的金融监管和竞争监管协调格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欧美国家强化金融监管和竞争监管的背景下,日本并没有采取特殊措施,在危机过后的10多年间,建立了新型的金融监管和竞争监管的协调体系。     

日本外交发生变化:志在“回归亚洲”

在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战略;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提出“脱亚入美”的口号,极力摆脱自己作为亚洲国家一员的形象以“入欧美”为荣。在战后初期日本处于美军占领下,日本无外交可言,一切由美国来包办。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日本虽获得“独立”,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但由于受日美安全条约的制约,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一直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向美国一边倒。可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外交也开始逐步发生变化,由过去的追随美国,向美一边倒,转向“重视亚洲”主张“自主独立”。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更加重视亚洲价值,全力“构筑亚洲新秩序”。     

美国监狱私有化的实践分析

传统意义上,管教罪犯被认为是只有政府才能承担的责任。美国1980年代以来出现了监狱私有化趋势。通过对美国监狱私有化原因、问题及发展前景的分析,对于全面理解私人部门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形成竞争性和公私合作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私人监狱能够大幅度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的主张并未得到证实,但监狱私有化的主要意义在于引入更多的竞争主体参与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动态效率。最为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私有化所导致的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本身是竞争的结果。     

日本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及原因分析

面对日本长期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乏力,日本央行开启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央行持续大肆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大胆采取负利率政策,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引导社会公众预期。政策实施以来,通胀目标时限一再推迟,政策虽在短期内改善了经济形势,但又受到全球金融市场及外国政策的干扰。究其原因,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企业部门缺乏稳定预期、少子老龄化及财政货币政策相互掣肘等因素均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     

均势生成机制的类型与变迁

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均势生成的一般机制,认为均势这一体系状态的形成和维持主要依靠三种途径,分别是外部制衡、内部制衡和大国的自然成长。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中,有不同的主导生成机制起作用。在多极体系中,均势主要依靠大国之间联盟关系的形成与转换来维持;在两极体系中,均势的维持主要依靠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即内部制衡;在单极体系下,均势依靠权力中心的自然成长得以恢复。利用多极和两极状态下的历史案例,文章检验了这一核心假定,并考察了均势生成机制变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单极体系下均势回归的可能性。文章认为,在权力结构与生成机制之间,联盟的可获性、制衡的实力门槛以及制衡所负担的成本等三个要素起着因果链条的作用。     

日本《裁判员法》第73条介评

日本新的裁判员法具有重大意义,旨在便捷国民参与司法并提高对于司法的信任,但裁判员法的相关规定却侵犯了国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同时也有违该制度变革的初衷,需要进行重新检讨与制度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任免人员名单

2019年11月6日:任命丁斌为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副主任;任命王欣太为农业农村部人事司副司长,免去其农业农村部人事司二级巡视员;任命王衍为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副司长,免去其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二级巡视员;任命邵建成为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副司长。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非效率制度均衡研究

制度转机必然引起财富分配结构的变化,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因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而从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剧变起步的,首先表现为激烈地改变原有的财富分配结构,但并没有产生财富增长效应,最终导致俄罗斯经济转轨陷入“非效率制度均衡”。普京上台后,加大力度以改变原有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俄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但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并不多见,普京时期能否使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经济绩效之间产生良性互动,还有待观察。     

新加坡反贪刑事法治的特色

新加坡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成功抑制腐败的国家之一,其严密的刑事法网、强力的反贪机构和严厉的刑事执法,有效地震慑和遏制了贪腐犯罪,也彰显了其反贪刑事法治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