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再探析——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

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对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探析。“赔命价”制度是藏族独特的宗教、历史、地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习惯法,其不可能予以简单的消除。在“赔命价”制度与法定刑事和解制度存在冲突的情况下,若欲既维护国家制定法的尊严又尊重民族习惯法,便需要我们通过制度设计把“赔命价”习惯法纳入司法程序中来。     

藏区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赔命价是人类社会早期盛行的一种以赔偿方式解决命案纠纷,并在受害人家属和侵害方之间达成和解的习俗.我国藏族地区赔命价的历史悠久,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宗教传统和民族心理等因素,赔命价习惯法在与国家法的博弈中,虽然处境尴尬却充满活力.司法部门的文件和田野调查资料显示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在现行政策和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摒弃赔命价习惯法的弊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协调,以发挥它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     

我国藏区“赔命价”习惯法当下存在的利弊分析

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发生的原因和存在的背景，它能一直存在，就说明它能够发挥某种特定的社会功能，在我国藏区，“赔命价”习惯法之所以存在并盛行，主要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能够满足我国藏区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结构以及纠纷解决等方面的需要，而且，从刑事法治发展的角度来看，“赔命价”习惯法有它自身的优点；当然，我们必须以刑事法治发展为立场，看到“赔命价”习惯法不可否认的弊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对我国藏区的“赔命价”习惯法进行科学分析并合理取舍。     

藏区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刑事法制的冲突与消解

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刑事法制之间的冲突,是藏区政法机关面临的一大难题。要解决此难题,不能仅看到赔命价与国家法相冲突的一面,还要看到其与国家法可沟通的一面,在此基础实现对赔命价的现代化改造。从构成要素来看,现代赔命价习惯法事实上是一种以调解为核心特征的纠纷解决机制,可纳入国家倡导的调解制度,为刑事和解政策服务;而赔命价的多数实体构成要素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一致,其余要素可以被国家司法程序过滤。所以,赔命价习惯法的渐进式现代化改造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     

中国民族国家建设与藏区赔命价的现代化:历史的视角

藏区赔命价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题中应有之义。民族国家理论中的主权观念促使清末以来的历代中央政府重视藏区治权,重新谋划藏区的行政体制;而大一统观念所形成的历史惯性要求以行省化为核心,重构国家法制与藏族习惯法之间的关系,其前提是中央政府对藏区的控制能力。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藏区赔命价与国家法制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遵循上述逻辑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展开的,清末法制改革、民国法制建设、共和国初期的民主改革皆是如此。在上述进程中,古代藏区赔命价被最终废止,成为藏区民间的集体记忆。     

藏区“赔命价”习惯法契合制定法的新进路——在刑事一体化视阈之下

"赔命价"制度源远流长并且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这种深入民心的习惯法通过融入当地民众的血脉与日常生活而收到更佳的社会治理效果。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常常阻塞习惯法在民族自治地区的具体展开,而刑事一体化格局的分析进路能够使"赔命价"习惯法契合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实体法维度的"社会相当性"理论和程序法维度的附条件不起诉与刑事和解制度则能够为习惯法融入刑事制定法开辟全新的理论空间与实践路径。     

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与伦理刑法的关系

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虽然带有藏族奴隶制社会等级森严的不公平特色和实体程序方面不完善的弊端，但它具有着藏族独特的伦理文化属性，对青藏高原的人伦关系和道德文化起着保护的作用。属于中国古代刑法的“伦理刑法”和属于藏族传统法文化的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制度具有重要的补充和指导作用。虽然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区别，但并非相互排斥的独立系统，而是客观地存在着相互依存、互相渗透的关系。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总目次

●本刊特别栏目———民族习惯法(民间法)研究彝族习惯法之效力渊源考张明泽(1-2)嘉绒藏区刑事习惯法分析杨华双(1-7)蒙古族聚居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证研究萨其荣桂(2-2)社会自治的民间法资源吕延君(2-10)两汉的宗族与地方社会自治赵沛(3-2)“赔命价”———一种规则的民族表达方式衣家奇(3-6)民族习惯法中的“阿舅”形象———以我国某些少数民族习惯为个案安宁,于语和,刘志松(3-12)西部开发法治与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王允武(4-2)美国法院建立调解制度的历史尝试李道刚(4-8)从功能与意义视角看民间法研究李学兰(5-2)婚俗、法治及其路径——…     

恢复性司法视角下的赔命价——以民间法为研究立场

历史上,赔命价曾经盛极一时却始终难以跳脱民间法的宿命;现实中,赔命价遭遇国家法的放逐甚至打压却生生不息。赔命价将向何处去？当下,关于介绍和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理论研究在我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恢复性司法,这种与赔命价在理念上和机制上都存在诸多暗合之处的司法模式,能否为我们解开赔命价命运的＂戈尔迪＂之结提供思路上的启发,为赔命价摆脱其尴尬现状提供契机？     

会通赔命价制度与恢复性司法之可能性

我国的赔命价制度与西方的恢复性司法具有共通的基础,调节二者的必要方法是会通,从而既使赔命价制度摆脱原始落后的帽子,又使恢复性司法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     

藏区习惯法与我国法制建设的冲突和融合——以藏族赔命价为例

藏区习惯法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法,在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与现行国家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冲突,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的价值。以藏区习惯法中典型的赔命价为例,藏区习惯法对我国法制建设产生一定冲突的同时,也有补充和完善的效能。因此,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对藏区习惯法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有限制地加以利用和借鉴,使二者协调发展。这种理论观点既有利于尊重少数民族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习惯,又有利于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统一和权威,尤其是对于完善我国法制建设和稳定藏区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及其发展趋势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是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法律文化符号,其所蕴含和表现的可能价值与国家法之间并无实质合理性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而其形式合理性方面的外在冲突可以通过在司法过程中实施能动主义、国家法的漏洞补充和健全完善相关立法予以消弭,同时完成和实现其存在的合法性认可和确定。     

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取舍

本文从民族心理和社会成本两个方面分析了少数民族对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取舍,探讨了少数民族的习惯法之所以在本民族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甚至于在某些场合“抗衡”国家法,对其民族具有更大的约束力的一些原因。     

彝族习惯法文化与主流法文化的冲突与整合

“法律多元主义”的风靡使我们理性对待民间法有了全新的认识,但法律多元的具体操作却无法趋一,当下中国依然面对着如何处理民族习惯法文化与主流法文化的冲突。通过对彝族习惯法及习惯法在彝族社会适用的透析,能为我们在看待民族习惯法文化与主流法文化的冲突中找寻到理性的思路。     

我国现代乡土社会中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冲突与消融

本文首先分析了现代乡土社会中国家法和习惯法冲突的原因。其次分析了国家法和习惯法的运作 :在东部经济发达的乡土社会里国家法是“主旋律” ,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契合具有现实意义 ;在少数民族地区乡土社会中民族习惯法兴盛 ,国家法的调控功能受限 ,二者的冲突是多方位的。因此 ,二者的沟通是必要的。笔者认为契约性法律是沟通二者的最佳途径。为此 ,要推动国家法的契约化 ,实现国家法对习惯法的合理包容 ;要承认并尊重习惯法的弥补功能 ,实现国家法的“有所不为”和习惯法的“有所为” ;要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为实现国家法和习惯法的良性互动打好基础。     

论民族习惯法在解决少数民族民间纠纷中的作用——以西部少数民族民间调解为例

西部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规范即习惯法.当下西部各少数民族仍然深受本民族习惯法影响,在习惯法的指导下形成了独特的民间调解制度.这种调解制度一方面符合本民族风土人情,减少了矛盾产生,另一方面也是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民族习惯法进行理性分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有利于西部少数民族的现代法治体系构建.     

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之路径——基于法律规避现象的展开

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民族地区存在一种"法律规避"的现象。法律规避的实质是对国家正式法律的回避。这表明,作为一种正式制度规则,尽管国家制定法已经推进到民族地区,但是,作为非正式制度规则的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依然有着重要影响,事实上发挥着解决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这样一来,民族地区实际存在着一种二元的法律秩序格局:以国家制定法为代表形成的正式法律秩序和以民族习惯法为代表形成的非正式法律秩序。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这两种制度规则如果不能形成合力,民族习惯法就会对国家制定法造成冲击,这对我国法治建设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探索两种制度规则之间的合作路径,使这两种制度形成合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法治秩序,才能推进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进程。     

法制现代化视域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制定法的实施在少数民族地区遭遇瓶颈,与少数民族习惯法发生碰撞,二者在少数民族地区认同度的差异,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少数民族习惯法.少数民族习惯法既不是国家制定法的附属物,也与习惯有区别.在现代法制社会,不论是从少数民族习惯法形成的规律的角度,还是从其对社会控制的角度,或者从它对国家制定法的作用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习惯法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论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的研究现状与展望——兼论第六届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

第六届"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师范大学召开。从本届年会收录的论文来看,目前中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的研究主要是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的本体论,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的司法适用,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与纠纷解决机制三个方面的问题。本年度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最新成果基本能够较为全面清晰地展示了研究的理路和脉络。但是,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的司法运用和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与纠纷解决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等。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可以感受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1．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2．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3．“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4．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应当化解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积极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