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的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生成机制

当今治理问题离不开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讨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想形态是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形成一种合作治理的格局。因此有必要探讨政府通过何种机制可以推进社会发展的进程,以及社会如何才能帮助政府改进治理能力。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依赖于一系列的环境条件:政府需要顺应社会规律小心翼翼地介入社会,以使社会良性发展;社会需要社会资本、自主性和参与的有机结合,才能成为政府治理的良好基础。而要使双方的互动走向合作关系,还依赖于政府与社会的自主性、双方互动的初始状况、互动过程的资源依赖情况以及微观的机制设计。     

政府与支持型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研究——基于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的个案观察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步调整，走向互动与合作。这种互动合作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     

农村合作组织的能促型发展:基于规制—功能框架的分析

能促型发展是经由国家角色调整,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转化与传导的过程。合作组织经由政府力量激发出治理能力的再生产,成为建构国家能力的支撑性结构。本文以农村合作组织为观察对象,考察其从控制型到能促型发展的动态变迁,并在比较中探寻国家规制与合作组织功能定位的变化,由此分析国家行为与合作组织的联结结构所带来的国家能力变革。通过识别合作组织发展中的国家规制与组织功能,可以将合作组织的能促型发展分为四种模式:发展型能促、孵化型能促、自主性能促、欠发展型能促。合作组织发展不存在普适性的能促模式,需要根据不同的发展环境,确定有效的政府体制和机制安排,以充分激发合作组织的经济与社会功能。     

和谐治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互动机制诉求论析

和谐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互动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谐治理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依法自治的有机统一.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合作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机制,既是推进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实施政府改革的内在动因.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机制是当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与和谐治理的关键所在.     

我国公共服务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障碍与对策

公共服务领域需要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服务的挑战。二者的合作虽然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认识、法律和制度层面的缺陷,还面临诸多障碍。通过建立双方的互信关系、创造支持合作的管理体制、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等途径可以推进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实现与政府的互动合作。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社会组织与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上海市浦尔新区的实证案例

社会组织的兴起是社会力量成长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自组织和自服务的重要载体,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关系的调整,体现了现代政府与现代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推动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由于社会组织的全面积极参与,当代政府改革已经不仅仅是对传统官僚制政府的组织机构、政务流程和部门职能的自我再造,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模式,从而实现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升级.同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明确要求,强调要建没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因而积极吸收西方改革经验,立足本国国情,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探索合理有效的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模式就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起点信任与过程信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北大核心

合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良好关系形态,实现合作治理需要以政府认同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和合作治理系统的建立与维护为前提。合作与信任具有同构性,信任机制可以解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从起点信任和过程信任等不同信任阶段看,政府对社会组织低度信任的刻板印象在于政府制度供给能力的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实现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调适性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

十八大以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策略性变革不断深化。与以往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双重管理、限制竞争等单一控制逻辑不同,政府对社会组织开始采用政府购买服务与转移政府职能等合作互动逻辑。从单一控制逻辑到合作互动逻辑的调整,是政府主动调适与社会组织策略性能动的结果,可称之为"调适性合作"。一方面,中国政府在面临治理能力不足时主动调适自我角色,并在微观制度上做出安排,确保与社会组织展开合作实践;另一方面,社会组织采取策略性行动,提升政府官员对社会组织认知,倡导政社合作政策的出台,并在执行过程中推动合作政策的有效执行。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等理论不同,"调适性合作"既肯定政府的主导地位,也强调社会组织的积极建构作用,并认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变革是二者共同形塑的结果。     

共青团组织推动高校学生社团发展与治理的历程研究

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实践和探索过程。强国家如何认识和调整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合作增权还是对立冲突,对社会组织的长远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影响巨大。本研究通过还原共青团组织积极推动高校学生社团发展和治理模式定型的历史过程,展现了群团组织在社会建设和推动社会组织治理转型中的作用。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立起合理的制度框架,保证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和自主性,才能同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国家管理的合法性。高校学生社团发展和治理过程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共治具有参考意义。     

促进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要根本转变政府统治的唯一权威,重视和发挥公民、社会组织和市场的作用,在共同实施公共管理中形成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善治。"善治"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的过程。     

社会组织与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实证案例

社会组织的兴起是社会力量成长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自组织和自服务的重要载体，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关系的调整，体现了现代政府与现代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推动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由于社会组织的全面积极参与，当代政府改革已经不仅仅是对传统官僚制政府的组织机构、政务流程和部门职能的自我再造，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模式，     

后发展国家的结构性腐败与行政组织重塑

后发展国家往往通过国家引导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庞大的官僚系统来实施经济指导功能,这种政治经济模式导致了深刻的结构性腐败,进而影响了国家的自主性和引导经济的能力.行政官僚体制可以通过重塑自身组织特征来保持其行动能力,包括基于开放型,良性互动的政策网络的合作;明晰组织边界;内部协调;学习型组织与知识型官僚等.     

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视域中社会组织发展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探析

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新生政权通过对社团的登记、整顿行动,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体制化吸纳,建构了一体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维护自身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革"结束后,市场化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改革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国家固然在其与社会的关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社会已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社会组织出现了逸出体制的态势。出于管控风险、维护政治稳定的考量,国家通过立法规制,再次对社会组织进行了体制化。但是这种严厉的政治性体制化进程遭到了市场逻辑的挑战。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社会开始分化,社会利益诉求趋于多样化。社会需要发展更多的社会组织提供公共产品与传递诉求信号。出于对发展经济与维护政治稳定的双重考虑,国家选择性地发展了与经济建设以及公共产品供给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但是这种选择性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利益诉求表达结构,对政治稳定形成了新的威胁。面对这种新情况,须在法治的条件下,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推动为弱势群体代言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以消解社会利益表达结构失衡带来的政治风险,更好地维护政治稳定。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研究——以云南省农民培训为例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在推进农民培训，提升农民素质过程中正发挥着积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云南社会组织参与农民培训供给的情况来看，社会组织不仅能承担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而且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与政府开展和谐互动的合作，提升参与农民培训供给的能力。     

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及价值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又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当代市民社会的理论内涵进一步明确,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进行历史检视,得出中国必须借鉴和超越西方市民社会构建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出现大起大伏的波动,并根据中国国情,借助国家的力量推动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市民社会构建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对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价值进行了探讨.     

论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平衡——从治理与善治的角度分析

对于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探讨,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治理与善治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了对于公权的限制 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政府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关系的动态变动过程。因此,在治理与善治的理念 下进行政府改革,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理应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理性趋向。     

论和谐社会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

和谐社会视角下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既是历史的传承,又是现实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基本途径是推动党的领导与国家之间、党的领导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为基础,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转移;构建"中国公民社会",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共赢.     

论服务型政府建设与社会组织的发展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是良性互动的过程,社会组织的发展将有力地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现阶段,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不足,推进社会组织发展需要从政府和社会等多方面进行。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间逻辑关系

危机治理,包括以下涵义:首先,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了实现危机化解与规避而对市场和社会进行干预的过程.其次,是指国家协调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实现危机的控制、转化,有效维护社会秩序,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而这其中就涉及到三个主体:国家的行政代表——政府、社会、公民个人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囿于目前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中出现的低效率和高成本问题,在公共危机管理、资源供给等方面均在寻求多元化参与主体的需求.从而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这一理念已获得普遍认同.然而如何实现政府、社会、公民三者问的良好互动,需要对其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