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价值功能与法治进路

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是公众参与立法的一种创新形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基层立法联系点在立法机关和基层群众之间架起一座有效的沟通桥梁，充分突显了以基层群众为中心、突出沟通双向性、提升立法质量的价值功能。当前这一制度在实践中还存在规范体系不健全、法案征集基准模糊、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立法反馈程序匮乏等问题，有必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规范发展。     

国外解决失业问题的经验启示

进入 2 1世纪 ,大量迹象表明我国已进入“高失业”阶段。要妥善解决失业问题 ,就必须借鉴西方各国的成功经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 1)加强专门立法和机构设置 ;( 2 )加强政策扶持 ,实行有利于促进社会就业的宏观政策 ;( 3)把政府就业服务的重点放在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上 ;( 4 )政府鼓励扶持失业者自谋职业 ;( 5 )改革就业制度 ,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 ;( 6 )调整完善失业保险制度 ,变消极依赖福利为积极就业。     

一国两制与区际私法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决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允许香港保持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是中国政府以“一国两制”的构想对香港采取的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特殊方针政策。《声明》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与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习惯法)除与《基本法》相抵触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修改者外,予以保留。”“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     

浅议立法后评估的制度化

立法后评估是整个法治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建立和完善立法后评估制度有利于减少制定成本高、实施成本高、监督成本高和社会效益差的“劣法”。杜绝搞形象工程式的无任何实际意义的“观赏性立法”。笔者认为立法后评估应当成为一项重要的立法制度。     

社会转型背景下居(村)妇代会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社会转型背景下,居(村)妇代会面临诸多挑战:其生存空间变小,合法性危机凸现;其选举制度建设落后,等等。应对这些挑战,我们要采取如下对策:明确自身定位;促进基层妇代会直选制度建设;在妇代主任进入居(村)两委班子问题上争取政策和群众双重支持;加大对基层妇代主任的培训力度;积极将外来女性纳入基层妇代会工作范围。     

“人口准入制度”的合理性探讨

“人口准入制度”是指由于发展不平衡,导致发达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上的差距日益增长, 为了维护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法律形式对其他地区的人采取准入限制的一项制度。目前,北京、广州等大中城市都通过立法形式,建立和实     

从立法目的看我国《公务员法》的制度创新及缺陷

我国《公务员法》的出台填补了我国法律体系的空白,“规范公务员的管理”、“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务员队伍)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是其立法目的在同一层次上相互独立、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为实现上述立法目的,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相比,《公务员法》作出了一些制度创新;但同世界先进的公务员管理制度相比,仍有许多缺陷,需要我们通过修订或“下位法”立法来进行完善。     

村民自治的立法缺失及完善

随着我国村民自治实践的逐步深入,村民自治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主要 表现为对“两委”关系、乡村关系、村民会议制度、村民自治权的救济等方面的规定不够完善,过于 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因此,要确保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必须尽快完善村民自治的法 律制度。     

企业合并的反垄断控制

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垄断立法中一直都将企业合并的反垄断控制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加以规定,而且其对合并的规制已从严厉转向宽松,从“结构主义”转为“行为主义”,这一变化体现在其对企业合并的控制原则、标准、对象的变化及豁免制度的规定上。我国目前尚未正式颁布《反垄断法》,对企业合并的反垄断控制在立法上仍属空白,在立法时应如何规定企业合并的反垄断控制就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分析美国、欧盟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合并反垄断控制的制度设计提出具体的看法,分析了企业合并控制的基本准则、控制标准、控制对象、审查制度及豁免制度,进而提出我国对企业合并进行反垄断控制时应采取宽松的做法。     

中国立法检视与反省--侧重于行政领域的立法检讨

在“依法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命题里 ,依法执政是根本 ,依法立法是前提 ,依法行政是关键 ,公正司法是保障。建立和发展依法治国的真实前提 ,必须检索和反思中国立法 ,对行政领域的立法进行全面检讨。重申立法有限的基本理念 ,实现对立法权的监督和制约 ,破除立法“本位”思想 ,确立立法平衡思维 ,摒弃法律万能观念 ,克服立法膨胀现象 ,消除重实体轻程序的立法倾向 ,明确程序立法方向 ,树立正确的法律制度的秩序观 ,维护立法统一和法律稳定 ,对于通过立法促进制度文明和“依法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我国公务员“录考培”问题的思考——以重庆市推行的“政府立法回避制”为例

重庆市政府推行“政府立法回避制”,是为了避免政府部门利用立法这一特权将部门的利益“法制化”,但这一制度架空了《立法法》授权政府立法的本意,使政府立法从根本上失去了正当性,沦于“为立法而立法”的窘境。立法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应该具备广泛的民主性和公益代表性,通过“开门立法”,广泛吸纳民意,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以充分表达,是现代民主政治原理的体现。     

税收刑事犯罪的立法缺陷及补足——以偷税罪为视角

一、偷税罪的立法缺陷我国刑法对偷税罪的立法规定,基本上适应了我国惩治偷税犯罪的需要,但仍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和不足。(一)采取列举式的立法方式,只规定几种偷税犯罪手段,会形成对偷税行为无法认定的“真空地带”我国刑法对偷税罪的行为手段采用了完全式列举方式,这种完全     

演进、变迁及动力：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创新历程分析

“参与基层治理”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行动路径,支撑其参与的制度基础在二十年内反复发生改变,制度基础如何变迁、为何变迁？基于制度创新理论,采取时间序列方法研究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制度基础的历史流变,发现这些制度倾向于将社会工作视为方法,解决基层治理转型中的问题或为平衡基层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双重目标间张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或规范与旧的结构安排之间的矛盾运动,牵引着制度基础多次创新。各项制度间有关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制度要素在历史中得以持续、积累与定型,建构出基层治理中社工专业实践环境的体制机制。相比原有制度,社工站重视围绕人群需要及问题来设定自身职能,这有助于动用社会工作的知识基础来实现专业效能,巩固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体系的实践位置和作用机制。     

空间秩序的构建：基层社区治理的底层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青浦区“城中村”改造的实践调查

城中村从“村”向“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基层治理的空间秩序构建，是实现我国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文章采取田野调查法，对上海市青浦区“城中村”改造进行了实地调研。研究发现，结构性赋能、产业赋能和利益赋能构成了基层治理良性运行的底层逻辑，但是产业培育缺失、风险控制不足、政策路径和规划布局不够全面等现实困境对基层治理效能产生了阻滞效应，为构建良性治理格局，实现空间秩序的有效生成，应优化治理结构、完善制度体系、提升激励效能。     

我国刑事立法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路径选择

我国目前采用“逐个立法”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公约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这种处理方式极大地浪费了立法资源。在吸取“逐个立法”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宜在宪法中增设“国际条约之效力”的规定；对于国际人权公约中具有完整性和可操作性的规范而言．可以采取直接适用的方式来实施；对于不具有直接适用可能性的国际人权公约规范来说，只能采取“转换模式”将其具体要求体现和渗透在立法中。     

“入世”与中国反倾销立法的完善

完善反倾销立法 ,对于当今的中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现实意义。入世之后 ,外国商品有可能会大量涌入 ,“倾销”现象的出现 ,在所难免。然而我国的反倾销立法 ,在立法观念上稍嫌保守 ;在制度建设上 ,需要完善反规避制度和商业秘密保护机制 ,增加“地区工业”的例外和司法审查制度 ;对于一些操作性强的法律规定亦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或加以明确。     

中国物权立法范式之反思

我国物权法应以普通民众为话语对象,故立法用语应通俗而规范;物权立法的启动不应从模式而应从问题出发,故立法应注重调查研究,妥善处理“法的本土化”与“法的借鉴和移植”之间的关系;借鉴与移植物权制度既要全面(即两大法系都有可借鉴之处),又要重点突出(即应基本定位于大陆法系),还要关注俄罗斯物权立法经验。     

正当防卫制度的沉睡与激活

正当防卫制度是法律赋予公民在公权力难以及时介入情形下的私力救济权。刑事立法对公民的正当防卫权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但司法实践总体呈现“谨慎出罪、量刑偏重”的倾向，这既有理念的原因，也有制度和技术的因素。在考察域外立法例与实务运作以及本土语境下正当防卫制度根基的基础上，应当通过树立根植于本土的公众司法观，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重新厘清防卫意图与伤害意图的关系，以“重行为、轻结果”的判断标准重构行为相当性判断准则，并最大可能地摆脱案外隐性因素对刑事审判的影响等途径唤醒沉睡的正当防卫制度。     

注意力竞争与适应性选择：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兼论“伪创新”现象

基层治理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压力型体制下的基层政府为赢得稀缺的注意力开展创新竞赛,却经常出现“创新悖论”“伪创新”现象。“伪创新”是与“实质创新”相对应的,集中表现为政府理性人由于注意力失焦、制度脱耦而引发创新行为的失范、异化。在基层治理的创新场域内,多个创新主体间利益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创新决策的针对性,加之外部制度选择的弱适应性,易导致强创新意愿下的行为偏差与政策失效。为破解基层治理“伪创新”,需构建合理的注意力分配与高耦合度的制度体系,营造宽松的创新容错环境,提升制度韧性,再造基层政府适应能力和治理能力,以实现基层治理创新的实质突破与可持续发展。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亟需发展企业法文化

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学者和企业家已习惯于把个业的种种问题都归咎于“立法不健全”或“政府不放权,”更有甚者“言必唤立法,言必呼放权。”谈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他们更是抱怨立法、抱怨政府,然后是更强烈地呼吁立法、呼吁放权。笔者则以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障碍既不在于立法,也非来自政府,而在于企业自身——极端落后的企业法文化。故此,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务之急乃是大力发展企业法文化。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内涵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现代企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