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锐于干载追忆辛亥首义：辛亥革命“第一枪”：武昌起义

武汉,一座古老的城市,辛亥革命从这里开始,长江天堑在这里畅通。斗转星移,苍海桑田,一个世纪过去了,百年前的辛亥首义,消逝于历史烟云之中,后人唯有在浩瀚的史籍和凝固着历史记忆的遗迹之中寻找昔日的气息。“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同盟会成立前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时至今日,这句话似乎也可看作对辛亥首义百年之后历史的一个注脚。历史有历史的表现方式,既不是冗长的史书,亦不是艰涩的经卷、浩瀚的典籍,历史的表现,就是历史的脸庞。漫步在武汉街头,     

试析湖南成为辛亥革命“首应”之区的原因

清末,列强的掠夺、清政府的盘剥及自然灾害的肆虐是湖南"首应"的深层原因;同时,湖南境内民众运动形成了震荡全国的革命形势,为辛亥革命"首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两湖地区紧密的革命联系、信息传递的便捷以及湖湘文化的熏染在湖南"首应"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辛亥“文明革命”观的审视

由于受对义和团"野蛮暴力"与革命党激进革命的反思、外来文化的深入传播、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等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兴起一种"文明革命"思想。革命派汲取改良派某些合理观点,在"文明革命"上达成共识,并在革命实践中运用之,使辛亥革命成为一次"平和"的革命。由于革命史观的话语垄断、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篡夺、部分官僚在革命中的政治投机等原因,学界对"文明革命"的评价甚低,对此需重新审视辛亥革命时期的"文明革命"。     

辛亥革命“现代性”的再思考

辛亥革命是一场具有现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它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革命主体已不再是蒙昧的造反农民,而是以华侨、留学生、会党等精英为主的"中等智识阶层";以"城市文明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摆脱了先前大规模流血的野蛮、暴力革命模式;按照民族认同、国家民主的构图,通过革命实现了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这种思考将问题的视角放置于现代性的坐标之上,以衡量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摆脱了传统的定势思维。     

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再审视——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

辛亥革命突破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变迁的路径锁定状态,将中国带入了现代民主政体的轨道,但由于中国政治市场的不充分和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惰性,辛亥革命最终未能成功实现政治制度的创新,未能创造一条新的制度替代的路径。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不足的因素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整合力不足、改革所需的资源匮乏以及臣民文化对革命的阻抗等,都决定了辛亥革命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辛亥闽之魂——追思黄花岗“福建十杰”

1911年4月27日下午5点半,广州的两广总督署前突然响起一阵螺号声,同盟会发动的又一次武装起义爆发了。辛亥广州三·二九之役又被称为黄花岗起义,成为了武昌起义的预演。在此役中,福建革命志士冲在最前头,慷慨殉难中,有姓名可考者23人。     

分歧的解读:纪念中的“辛亥革命”(1912年～1949年)

"辛亥革命"一词诞生于民国成立多年以后,此后其结构形式稳定,但其内涵则不断流变,在该词所包括的事件主要过程、施动者、时间范围、性质、结果等方面,含义或扩展或缩小,未能形成共识。抽象名词的难以准确界定、纪念语境以及党争政争是"辛亥革命"解读如此分歧的重要原因。     

清末新政“造就”了辛亥革命——兼与张鸣教授商榷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联系,为我们认识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革命推动了新政,加速了清末政治转型;清政府原想借新政(改革)消弭革命、实现王朝自救,但新政的实施却又为革命创造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当然,新政的实施并不必然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是晚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的必然结果。促使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的因素众多,其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晚清统治集团长期被动应对危机,不愿主动改革,以及新政时期未能处理好统治集团利益与人民利益及国家利益的关系。     

现代中国人的“科学”概念及其由来

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科学作为任何领域里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这是20世纪科学主义意识形态长期起作用的结果;二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对科学本身缺乏理解,这与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特定的历史遭遇和中国实用主义的文化传统有关。要真正理解科学,我们需要进入西方的语境。     

“矛盾凸显期”的应对之策

2010年3月23日,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一男子持刀行凶导致8名学童死亡5名学童重伤,血案震惊全国。余波未息,4月28日,广东湛江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一名30多岁中年男子持刀砍伤16名学生和1名教师.     

“既想生”又“不想生”——对未育青年生育矛盾心态的探索性研究

通过互联网调查平台对4030名未育青年的生育意愿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大约五分之一的未育青年对生育持有矛盾心态,其中生育是自然规律、满足情感需求、增强婚姻稳定性、外部压力是他们想要生孩子的主要原因,工作挤压、生育能力焦虑、对孩子成长环境担忧是他们不想生孩子的主要原因。研究还发现,对生育重要性的认同、对自己有时间精力去生育孩子和家庭经济收入能够负担起生育孩子的积极评估都显著降低未育青年的生育矛盾性,但对家人能够为生育提供照料支持的评估与未育青年生育矛盾性没有显著相关性。有鉴于此,生育支持政策应该从重塑生育重要性、构建生育友好型工作制度、缓解生育能力焦虑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消除未育青年的生育矛盾性,促使他们的生育意愿从矛盾型转向确定生育型。     

中国社会矛盾的全面风险治理——兼谈“枫桥经验”

2012年,我国社会发展到关键时期,但发生的事情很多.从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来看:有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浙江宁波PX事件,都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什邡,虽处西部,也属于四川的经济发达地区.为什么这几个经济发达的地方出现那么大的事件,而且都是环境类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充分说明经济发展可以解决很多的社会矛盾,但经济发展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社会矛盾.     

既提供平台，又追求格调——海南省农业厅厅长肖杰评价十年“海交会”

一年一度的“海交会”（“冬交会”）是海南省的一项重大经济活动。截至2007年，“海交会”（“冬交会”）已经迎来了第十个年头，为海南农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此，本刊记者就相关话题对海南省农业厅厅长肖杰进行了采访。     

试论儒家之“道”及其矛盾观——兼论其与道家之“道”的区别

谈起“道”,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道家。这是因为,“道”乃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家就是以“道”作为理论基石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但是,“道”这个术语,并非是道家的专利品。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是一个极为普遍的范畴,各家各派都爱用“道”这个字眼。以儒家言之,“道”概念在其哲学中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孔子有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以此,则未尝不可以说,“道”也是儒家哲学的最高范畴。当然,儒家更多的是用“天”或“天命”来表述同一思想。所谓“闻道”,不过是“知天命”或“知天”的同义语罢了。     

男女平等之“挪威模式”——兼谈北欧国家的两性平等

挪威历来以妇女享有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男女平等实现程度位居世界前列而闻名于世。挪威《男女平等法》是被骄傲地称为“挪威模式”的男女平等保障机制的首要组成部分。     

关于命案概念的思考——兼评“命案必破”之承诺

命案是一个历史范畴,从不同角度可以进行多种分类。人们对当前公安机关使用的命案概念分歧较大。从公安机关关注命案的目的着手,针对命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特点,命案即经刑事诉讼定性的、行为人故意实施犯罪致死人命的案件。当前社会治安形势下,公安机关积极关注命案意义重大,但命案的侦破必然有其现实的底线,“命案必破”在理论上固然有其必然性,但在实践中只具有偶然性和可能性。     

党的利益与党员个人利益的矛盾统——兼谈“利为民所谋”

在三个要求中,如果说“权为民所用”和“情为民所系”各自居于首要和关键地位,那么基础地位就非“利为民所谋”莫属了。“利”是人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又是任何人所无法避开的,因此在权、情、利这三者当中,利就必然具有基础性的制约作用。党员干部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和情     

在“授权”与“禁止”之间——科学界定公权力的适用范围

公权力的运行在总体上符合法治与民主精神,但其长期以来一直游走于法无授权和法无禁止之间的空白地带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公权力扩张本性带来的效应,迫使我们重新考量公权力的适用范围。法无授权即禁止究竟是规范政府公权力的手段,还是禁锢政府开放思想的牢笼,是我们必须科学解答的课题。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别报道 中国变革“杠杆”——辛亥百年来的土地问题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土地稀缺程度尤其突出。辛亥革命100年来,重大社会问题大多与土地相关联;凡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党与领袖,无一不将土地问题摆在首要位置。孙中山倡导平均地权、毛泽东实行土地改革、邓小平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     

既违国际法 又悖民族理——驳陈水扁鼓吹的“法理台独”

台湾是中国领土,依据国际法,其归属只能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在台湾当局近年来推行的分裂国家的活动中,“法理台独”是其采用的最主要形式。陈水扁在今年元旦讲话中称:民间版“台湾新宪法”草案将在今年诞生,如果台湾社会条件成熟,2007年将举办“新宪公投”,要自下而上,由外而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