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伟哥夭折记

延生护宝抢注改称伟哥 民营企业家姜伟1998年12月25日注册了一个商标:“伟哥”。这本来不过是沈阳飞龙公司保健品家族中又添一员而已,孰料,竟引发了一场全球瞩目的抢注风波。有媒体说,姜伟“偷渡”成功。 1998年6月,姜伟第一次从国内报道中获悉美国辉瑞公司推出一种治疗阳萎的新药“Viagra”,眼下正风靡全球。报道中,“Viagra”被音译成汉字“伟哥”。     

一宗因生产卫生用品引起的行政复议案例剖析

甲请人:××市峰益保健用品有限公司被申请人:××地区卫生防疫站一、案情简介××市峰益保健用品有限公司系与港商合资企业,干1992年9月正式成立。原与某市贵进保健用品有限公司联合经营,保健药品由贵进公司提供,并包销产品。10月份,申请人从贵进公司购进纱布、纱带等原材料,约合人民币4.5万元。经20余天试产,加工成口罩6万余只。由于某种原因,贵进公司不提供保健药品,合作未成,以致未加工成成品的保健口罩6万余只全部积压在仓库。此后,申请人打算自己独立生产经营系列保健用品,故于当年11月30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了生产卫生保健用品     

谈姜巍受贿案的定性

被告人姜巍,原系海南省计划厅厅长、海南省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12月,被告人姜巍签字批准吉林省建筑公司海南分公司挂靠计划厅。同月经姜巍介绍,该公司与海南新侨公司签订了承包别墅工程协议书。为了感谢姜巍,该公司经理姜万成于1991年1月送给姜巍人民币一万元。同年5月姜万成又送给姜巍人民币一万元。     

“番茄花园”的生存与毁灭——中国首起最大规模软件网络盗版集团覆灭记

今年8月20日，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对“番茄花园”软件盗版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四川省成都共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软公司”）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8772861．27元；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共软公司总经理孙显忠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共软公司市场总监张天平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拾万元；判处“番茄花园工作室”负责人洪磊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百万元；判处“番茄花园工作室”雇员梁焯勇有期徒刑两年，     

方法对头 申诉成功──一起疑难经济案件的申诉

案件介绍1990年8月“绍兴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绍兴一建公司”）与诸暨市“新兴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因联营合同发生纠纷，而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绍兴中院作为一审法院受理了本案，经过开庭审理，双方法定代表人都到庭接受审理，最后“新兴公司”败诉，判决由“新兴公司”返还“绍兴一建”288632．5元人民币。由于“新兴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既未上诉，又不履行义务。绍兴中院依法对“新兴公司”强制执行。在执行中，绍兴中院发现“新兴公司”已同“诸暨市直东建筑队”（简称“宜东建筑队”）合并，…     

机关算尽 难逃法网——南京燃气输配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鸿礼违纪违法案剖析

利用股权变更登记一次次瞒天过海将自己打造成“千万富翁”,正当南京燃气输配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鸿礼贪婪地受贿、侵吞公司资产之际,一封封群众来信揭露了他的丑恶行径。2006年9月25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鸿礼作出一审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万元;犯公司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60万元;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10万元;犯罪所得赃款人民币830万元予以追缴。接到判决后,这位昔日风光无限的燃气输配业“大鳄”涕泪纵横,后悔莫及。     

马拉多纳被代言案获赔300万

阿根廷著名球星马拉多纳因在中国的网络游戏中“被代言”，向北京法院起诉第九城市公司和新浪．索赔2000万元人民币。此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宣判，马拉多纳获赔300万元和精神损失费1元。     

此案公诉机关的没收决定是否得当

某公司机修工罗某,在1988年8月至1990年8月负责公司机械维修期间,采取加大发票金额、重复报销等手段侵吞公款。当地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扣押了被告人人民币59990元、港币3190元和其他物品。1991年检察机关认定     

百日副县长葬身钱色中

曾扬言“谁敢查我”的原广东省博罗县副是长郑建平，现在却站到了刑事审判厅的被告席上。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郑建平贪污人民币14万余元，港币2.45万元；受贿人民币8万元，港币1.5万元；另有非法所得人民币5.95万元，港币4万元。郑建平从1994年9月18日当上副县长到同年12月27日被逮捕，恰好100天。权力这张“信用卡”……1991年6月，郑建平从省外贸一家公司来到博罗县，任外经贸委副主任。踌躇满志的郑建平凭着他的精明和多年外贸工作经验，很快做出了一些成绩。2年后，便被任命为主任。当时，博罗县在香港成立了惠新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入世”五年保险监管制度建设回顾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保险业在逐步开放到全面开放的进程中靠制度先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保监会关于“入世”五周年的总结文件中，有一连串具有说服力的数字：五年来，15个国家和地区的4了家外资保险机构在华设立了121个营业机构；世界上主要跨国保险金融集团和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都已经进入中国；超过600亿元人民币的境外资金，通过设立外资保险机构和参股中资保险公司流入境内；外资公司保费收入从2001年底的33、29亿元人民币，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