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精神的丰富内涵及价值支撑研究

闯关东精神是在长达300年的闯关东的运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勇毅自强、敢于抗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守望相助、共渡难关构成了闯关东精神的内涵,具有"闯劲、创劲、干劲、韧劲、心劲"的时代特征。闯关东精神能够延续至今的价值支撑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山东人的精神品格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提倡的。     

对“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评析

"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第四条明确规定了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的可以判处终身监禁并限制减刑,这在某种程度上既限制了死刑的适用,同时改善了此类犯罪"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刑罚结构,具有相对合理性。但是"不得减刑、假释"的规定同时也与《刑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相矛盾,其法理依据和合理性也受到质疑。     

论受贿罪定量要素的“嵌入式结构”

就《贪污贿赂解释》,理论与实务已习惯性地称确立了受贿罪"数额+情节"的结构。然而,因疏于对数额与情节各自功能、各自定位及结合方式等的研究,导致这一结构无法有效发挥法条释读功能。在纯数额型中数额可被抹平处理之外,有标志性的意义是,该司法解释确立了数额与情节结合的"嵌入式结构"。这一结构中的情节被同一化、均等化看待,于三档法定刑幅度共用。然八种情节之所以可和特定的弹性数额区间结合来表达情节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关键是它们有不同"质"或处于不同"体"中。此结构隐含的原理,有助于合理确定"遭受损失"、"多次索贿"等的含义,有助于解决情节竞合等问题。当然,该结构在范围上是受限的,判处无期徒刑等案件不宜适用。     

鲁迅小说“表现之深切”艺术效果探析

鲁迅所撰写的小说多以"表现之深刻"著称于世。鲁迅小说无与伦比的表现力和震撼灵魂的强大魅力到底源于何处?我们认为,鲁迅独特的创作视角则是其小说具有深刻魅力的重要原因。第一,人物选取独特。他所选取的艺术人物多是一群特殊的普通人。第二,人物描写角度独特。小说常常从人物内心精神世界下手。第三,小说构造模式独特。小说《示众》《药》《故乡》等都是围绕一个特别的主题来谋篇布局,推进情节的发展。     

浅析《桃花扇》戏剧布局结构的特色

孔尚任的《桃花扇》戏剧布局结构十分严谨,以侯、李的离合悲欢作“为全本纲领”,紧密联系着南明的兴亡。作者巧妙地通过一把桃花扇,把大大小小的情节与各式各样的矛盾连接起来,一根主线贯穿前后,戏剧冲突十分尖锐,但又细针密线,情节曲折而富于变化,结局出人意料,在艺术上具有可贵的创新精神。     

关于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裁量标准”的几个问题

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情节较轻”、“情节较重”等情形的“裁量标准”，是公安机关开展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应当明确“裁量标准”的意义、原则、结构、主要内容、效力等问题。     

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新论

虽然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规定于交通肇事罪,但其本身仍具有独立性,认为该情节属于结果加重犯、情节加重犯或者复杂的情节加重犯的观点均不能合理解释相关立法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的主观罪过形式不是过失,而是间接故意。同时,刑法之所以对"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规定了七年到十五年有期徒刑,实际上是因为该情节的法律评价范围包含了对不作为形式间接故意杀人罪的法律评价。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寓庄于谐的艺术形式——从《利西翠妲》与《愤世嫉俗》中解读西方喜剧之特征

喜剧是用出乎意料的情节、夸张的表现手法和诙谐的台词来表现人物性格、讥讽人类愚蠢丑陋的一种艺术形式。《利西翠妲》和《愤世嫉俗》在结构、主题和语言等几方面均体现出了喜剧寓庄于谐的基本特征,剧作家在诙谐可笑的表现形式中向读者或观众揭示了真实的社会生活,加深了他们对作品和生活的理解。     

《傲慢与偏见》中情节的讽刺艺术

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丁在情节、语言、人物塑造和主题等方面娴熟地、全方位地运用了各种讽刺手法,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生活画卷,揭露了以门第为轴心的爱情与婚姻,抨击了腐朽的旧爱情的婚姻观,宣扬了作者进步的爱情与婚姻道德观。本文拟探讨《傲慢与偏见》情节设计方面的讽刺艺术。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艺术探析

"形势与政策"课程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与政策性、现实性与时效性,教师课堂教学艺术的高低直接影响其教学效果。"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艺术涉及多方面,而教学的导入艺术、语言艺术、提问艺术在课堂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针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教师应重视加强自身专业知识素质、教学观念和教学能力素质的建设,在实践中提升课堂教学艺术,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论受贿罪刑罚评价要素的理性融合——以《贪贿解释》为视角

我国受贿罪刑罚评价所采取的"数额或情节"模型引发了数额与情节相融路径的追问,在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贿解释》)改造为"数额"标准和"数额+情节"标准之后,数额在评价标准中的基础性地位并未改变,因此,防范情节的另类虚置以及实现情节合理地细分刑罚的功能成为融合径路的必然要求。但是《贪贿解释》存在设置缺陷:将预防刑情节设置为加重刑罚的依据有突破责任刑限制的风险,不同刑档加重情节的同一化设置以及受贿情节适用规范的阙如,未能有效解决受贿罪数额与情节理性融合的实践诉求。解决上述融合难题,应以并合主义刑罚根据论为基础,区分责任刑情节和预防刑情节,对受贿罪加重情节设置予以修正。     

论陌生化理论在《白鲸》中的运用

麦尔维尔的《白鲸》是20世纪最出色的短篇小说之一,用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对其进行分析,认为麦尔维尔在这部小说中对其作品的人物形象、情节、语言进行了"陌生化"处理,不仅让读者产生新奇陌生之感,而且增加了作品审美难度和艺术价值,可以说"陌生化"艺术手法的运用是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之一。     

当代意识形态与民间性的融合——再论“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在文学史上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主要指建国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那一批反映当时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学作品。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如《林海雪原》《红旗谱》等,颇具民间性。这些小说从整体上体现了当代意识形态与民间的对话,同时对民间叙事形式的借鉴使这些作品既迎合了主流文艺体制要求,又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如何理解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内涵——兼与宋剑华、张冀先生商榷

宋剑华和张冀充分强调"样板戏""在其纯艺术追求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形式的变革具有极大推动意义,而且"作为中国文学审美现代性的主观倾向"不能随意加以否定。黄云霞以政治理念对"英雄"塑造的影响为例证对戴锦华等提出的"样板戏"的现代性质素进行了质疑。在对上述观点进行清理的前提下,论文指出可以从工具理性、政治理性的角度来讨论本土化的中国现代性,应该看到中国文艺的现代性及其革命的辩证法。     

量刑情节本质研究——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切入

"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是中央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项目.也是当前刑事审判改革的热点问题之一。《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缺少对量刑情节本质的界定乃一大缺憾,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也极其混乱。鉴于此,应从量刑情节词义的考究、基本要素的组成、内在结构的构造等角度来探究量刑情节的本质内涵,以期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实施有所裨益。     

论“携带凶器盗窃”

2011年5月1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正案八》)增设了盗窃罪的不同犯罪情节,"携带凶器盗窃"就是其中一种。201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新出台司法解释第3条第3款规定,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盗窃,或者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盗窃的,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的"凶器"认定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现实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具体的情形,以及其与"携带凶器抢夺"的关系不无深入讨论之余地。     

简爱与圣经

"圣经"对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影响极其深刻,《简爱》文中大量引用或化用《圣经》。本文从故事发生的环境、人物形象和情节安排三个方面来阐述作品与圣经的关系。     

“过失情节犯”之称谓确立及立法探究——以刑法398条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为视点

情节犯是指以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的犯罪。对于我国刑法分则第398条、第432条和明文规定情节犯存在过失的现象,很多学者认为是立法的粗疏所致。并由此提出情节犯的主观罪过只包括故意。这种"过失情节犯"的立法具有合理性,是以重大法益为对象,基于保护社会、预防犯罪的目的所做的功利选择。以刑法第398条所规定的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为视点,探讨"过失情节犯"的立法问题,并在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平衡下对"过失情节犯"的罪刑加以限制具有重要意义。     

“大资管”的性质回归与监管路径

资产管理本身是价值中性的金融工具,但未能及时对琳琅满目的"大资管"产品定性,被市场投机者作为监管套利的工具,逐渐背离"代客理财,自负盈亏"的宗旨,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极大的风险隐患。对此,亟需回归其信托的本质属性,并以此为契机带动我国信托业理念的拨乱反正,真正促进资产管理的长远发展。与此同时,其隐藏的系统性风险也催促着机构型的"分业监管"向功能型的"混业监管"的升级转化,《信托业法》作为上位法依据出台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