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转型中的乡村治理

进入后税费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关系和过程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乡村社会传统被逐步打破,治理结构的变化与治理体系功能的调整,让处在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变革,不仅改变着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也在客观上对国家的治理策略和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在充分考虑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而确保乡村社会内部需要与国家治理整合有效对接。乡村社会转型治理,只有将乡村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权力整合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序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需要理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及不同的关系模式。在此基础上,梳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变迁是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和经验前提。明确上述理论与历史变迁,通过村民自治、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研究视阈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脉络检视与范式反思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我国,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并对乡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作为一种常识性用法为分析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提供了框架,却可能陷入理念的空泛;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衍生出来的国家政权建设是乡村政治研究的重要指向,但其整体性品格往往容易遮蔽乡村社会的能动性;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研究新取向使乡村研究更加立体和丰富,但是否掌握了乡村研究的真谛仍需继续探讨。通过对三种范式的发展脉络进行检视,可以发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根植于乡村研究的需要,亦应在反思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演变及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为当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资源。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长期发展中,经历了农耕时代的高度一体、工业时代的二元分离,再到信息时代的双向互动三个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演变,对于新时代处理政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关系,解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现实问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乡村治理视阈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和乡村治理存在着一种结构性依赖和制约的关系。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来考察。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基础,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稳定功能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秩序。现阶段为使乡村治理趋向善治,应以乡村组织网络的发展为重心,发展和培育社会资本。     

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述评

当前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进路,即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及具体治理机制视角。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下的有关研究通常具有静态性的特点,对央地间关系的考察也较为松散,在理论视角上缺乏本土特点而过于西化;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研究有乡村治理与城市治理两大类,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要比关于城市治理的研究更为丰富,在研究深度方面则均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压力型体制、项目制及运动式治理等具体治理机制能够部分地解释中国国家治理现实,对正式制度的补足性是其共同特点。发展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来解释中国的国家治理是未来可行的研究议题之一。     

十九大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新思路

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在当前发展问题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依托不同理论元素为基础的研究传统起,再到从"大小"到"强弱"、从"管理"到"治理",以及从"国家"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转变,在研究维度、主题和形式上都有所突破,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协调应基于新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导向、把握新时代信息化背景下的技术倾向、以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等,这对创新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社会主义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乡村关系——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视角

村民自治是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研究分析国家力量和各种社会力量在村民自治中的博弈,区分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可以为当下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治理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本文以权力分析为线索,深刻探讨了村民自治下的乡村关系,指出制度设计上与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构建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阐释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和发展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科学理论。继而,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来自于社会;但国家又异化为社会的异己力量,并反过来控制了社会,从而出现了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现象;到了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开始摆脱国家的控制并恢复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从而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分化;从最终意义上说,国家终将回归社会,实现与社会的统一。研究和学习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过渡型片区”体制：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新探索

乡村治理体制与基层社会的匹配程度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经历了从管区制到社区制的历史变迁,每一种乡村治理体制都是国家与社会基于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乡村治理具体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阶段,“社区制”乡村治理体制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激活自治活力、便于有效管理的价值功能。但在现实中乡村社会治理条件不一、治理任务复杂多样,统一的、固定化的乡村治理体制很难承载所有的治理事务。乡村治理体制的设置,必须考虑该体制需要承载的功能、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实践创新中,“过渡型片区”体制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形式。相较于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其在主体构成、权力配置、运行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能够满足当下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助力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中国基层协商治理的内生性演化逻辑:基于观念、动力和系统的分析

探究中国基层协商治理的内生性演化逻辑是实现治理话语从西方到中国转换的关键。中国基层协商治理的内生性发展与其历史进程中的特有观念体系紧密关联,儒家的宗族文化、乡绅文化与和合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功能耦合网为协商治理在传统基层社会的有效运行构筑了扎实的观念基础,也形成了协商治理背后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治理变迁动力激发的本质因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使得协商治理在当代中国获得了重要的制度生长点。中国语境下的路径依赖关系导致当前基层协商治理只能采取正式协商制度安排与非正式权力运行并存的方式,两者之间的博弈在客观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基层协商治理只能以渐进、内生的方式进行制度创新的最终走向。     

接点治理：理解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视角——以鄂西北王村为例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通过接点治理的形式来处理与农民的关系,接点治理是指国家利用乡村组织等体制性中介和乡村社会体制外精英进行治理的方式。接点治理的有效性在于其同时具备了国家政权赋予的合法性和地方社会赋予的认同感。接点治理经历了三种模式,集体时期的吸纳模式、税费时期的授权模式和后税费时期的结合模式。税费改革后,国家试图绕开基层组织以实现与农民直接对接,接点治理转变为直接治理,带来了混混等灰黑势力进入乡村和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危机。     

浅谈推进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新时期如何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良好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领和推动乡村治理工作不断走向深入,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只有加强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干群主体性建设及构建新型乡村文化体系,才能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超越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著作中,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清算和批判, 揭露了黑格尔在社会、国家与法的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法哲学观,实现了在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方面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突破和超越,为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问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乡村社会结构转型期社会治理机制创新问题探讨——以关中地区北郭村为例

随着乡村民俗旅游业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出现,村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会变得纷繁复杂,挑战着乡村社会治理既有局面,增加了乡村社会治理的难度。为解决各阶层村民的民生需求问题,做到贫者不贫,富者更富,建构一个具有弹性的现代社会结构,合理调整利益格局,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必由之路。     

民族地区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功能思考

村规民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解决土地纠纷、催生文明乡风和促进乡村民主自治等功能。通过对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进行实地调研,发现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仍存在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实施方式不规范、缺乏村民广泛参与等问题,制约着村规民约价值功能的有效发挥。新时期,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以国家法律法规为统领,打造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村规民约,吸引治村能人,融入时代新风,发动民众参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推进乡村社会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管理发展的历史和国际视角

社会管理的内涵就是,通过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风险来维护社会秩序,激发社会活力。社会管理的外延包括,管理社会行为、管理社会关系、管理社会问题和管理社会风险。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家,社会管理方式、内容、主体不尽相同。从家庭和社区管理,到国家,再到全球社会治理,基本反映了社会管理的历史进程。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超越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著作中,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清算和批判,揭露了黑格尔在社会、国家与法的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法哲学观,实现了在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方面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突破和超越。同时为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转型时期国家和社会关系问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海外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的几个视角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问题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国外学者研究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和建设社会的行为,研究视角经历了从市场转型论和国家政权建设论,到发展主义国家和地方法团主义视角,再到企业家精神的官僚模式和掠夺式的地方政府模式的演变。其研究认为地方政府是自主和自适的行为体,它们主导着地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乡村社会的治理,激励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它们行为方式的改变。     

国家行政嵌入与农村低保政策实践逻辑变迁——以贵州D村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正式权力在乡村社会的非正式运作在基层治理中有很强的存在感,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正式规则模糊地带无法消除,另一方面在于乡土社会治理传统的强烈惯性。本研究基于贵州省D村的实地调研素材,通过对当地低保政策实践逻辑的变迁进行梳理发现,在国家行政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后,在国家规则化方向上形塑了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了从民间自发治理到国家自觉治理的转变。但同时还需注意的是,虽然行政嵌入增强了乡村治理的自觉性,但在实践过程中很容易造成村干部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无法精准对接村民生活生产实际的状况,因此处理好行政嵌入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