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城“义利观”与明代新“义利说”

儒家"义利之辩"是儒学的核心学说之一。从孔孟延续至明代,对士和士大夫阶层而言,一直奉行"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相对立的"义利离"之思想宗旨。林东城的"义利观"从"道殊相济,趋利义行"出发,遵循"尚义好礼,以义主利"的原则,进而认为"义利之辩"是"君子进德之几",若能"知止之几",足以"励世廉贪"。林东城是明代新"义利说"的重要代表,突破了传统义利观"义利离"之旧说,由以"士和士大夫"为立教对象转向对"四民"立教,由"义利离"转向"义利合"。士商"异业而同道",士与商社会阶层的交互影响,促进了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对明清儒学的内在转向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是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吗?

学术界有学者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界定为"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观点颇值得商榷。凯恩斯主义的确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但其所主张的"干预"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短期内、在危机时、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将"凯恩斯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观点仅仅看到了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这一"政策主张",却恰恰忽视了这一"主张"的"条件"。事实上,凯恩斯设定的"条件"正是运用这一"主张"的"前提"。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表述,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是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而不是"全面干预"。     

老子“啬”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啬"思想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收敛、积蓄、慎用的丰富内涵。它引导人们回归本性,自觉服从于"道",从而达到"长生久视"。"啬"的践行之道围绕"去"与"取"的选择展开,包括个人行为的"去"过度欲望"取"合理物欲,社会风尚的"去"虚华"取"朴实,国家治理的"去"有为"取"无为。老子的"啬"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也极具价值,它启示人们须直面社会现实,提倡以"啬"为荣,以"啬"来理事、养德、制欲。     

民主不仅是民众的事——再论普及民主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在中国谈论民主,不仅是民众的事,还要从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中国最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种表达法。这是一种多质态的社会,或异质态的社会。多质态的社会决定多质态的民主。民主不仅表现为"民之主"、"民知主"、"民自主"三种基本形态,在"民之主"、"民之主"或"代表制"、"间接民主"的同时,民主就带有某种"民自主"的性质,及在"民之主"或"民知主"之时的公共政策就应当充分体现出"为政以德"来。民主应处理好再分类、处理好民主与"非民主"的关系,解决好"普及民主"的着手点问题。     

消解“存在自由”与“理性自由”差别的“生态自由”

自由问题是元哲学问题,并不仅仅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存在自由"认为"人的诞生"本身就蕴含"自由"的存在,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存在。"理性自由"认为"自由"应该被理解为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理性行为,依然是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理性意识。"自由哲学"的逻辑前提选择"理性自由",在一定意蕴上忽略了"存在自由"的自由逻辑。现实生活世界的"存在自由"的缺失与"理性自由"的虚幻,使得"自由哲学"更具彼岸世界般的"抽象哲学"意蕴。西方国家的"生态哲学"研究发现了"自由哲学"的理论困难,试图用"生态自由"消解"理性自由"的理论困难,但"生态哲学"本质上依然从属于西方"自由哲学"研究的范畴。     

拜物教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

马克思对现存世界"问题"的分析进展与他"未来构想"具体内容的演变具有"同步性"。"社会关系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马克思凭借其拜物教批判理论,实现了对这一"问题"的透视,并预测了这一"问题"不再存在的"未来"。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都只是"社会形式"的定位,对"社会形式"的"历史性"的揭示,以更加严密和有效的方式论证了共产主义"未来构想"的合理性。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作为"社会存在"的"拜物教现象"赖以存留的社会条件,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现实通达理想之路"的核心命意。拜物教批判理论对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具有重要意义。     

设“月”别议

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宣传月"、"活动月"俯拾即是。若从年初往后数:"计划生育宣传月"、"文明礼貌月"、"3·15宣传月"、"传统教育月"、"安全生产宣传月"、"拥军爱民月"、"尊师重教月"、"敬老月"、"送温暖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谓:一年之中越来"月"多,没有一个月"闲"着。应该承认,有些工作,为了引起足够     

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结构与构建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相继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等重要范畴,构建了以"命运共同体"为主体的"一体同心"的同心圆结构,体现了三者的战略关联性。促进世界大家庭和谐发展,需要各国坚持"共赢主义"发展理念,弘扬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华,促进各国人民"互联互通",发展人文公共外交,实现"中国梦"、"亚洲梦"和"世界梦"的共荣共生。     

简讯

深圳转变发展思路深圳市今春"两会"的热点话题是社会建设,主角是"民生",目标是"幸福"。为此深圳在国内率先提出,在"十二五"末初步建成"民生幸福城市"。这意味着,深圳的发展思路出现"拐点"——从经济发展的"排头兵",转向社会发展的"最前沿"。     

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

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是指"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生成性"﹑"决定性"意义。既包含着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也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方法论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且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因此要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角度去论证"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唯有此,才能在"分配正义"的认识上,避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才能驳斥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上的"拒斥"论,才能真正认识"分配正义"在马克思理论里面的本真状态。     

亚当·斯密“正义和仁慈”观及其当代价值

亚当·斯密认为"正义"具有强制性,一般通过法律、规则等来维护"正义",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给别人造成伤害,应受到惩罚。"正义"是法律的基本标准,然"‘正义’的规则虽然是人为的,但不是任意的",而"仁慈"具有自愿性。亚当·斯密的"正义和仁慈"观告诉我们:"正义"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并且"正义"是遏制"恶"的手段。"仁慈"能激发人与人之间的"爱",从而可以说"仁慈"会把社会导向"善"。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当今时代,也存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利己性"与"道德人"的"利他性"之间的矛盾,重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分析亚当·斯密的"正义和慈善"观,将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裸官”腐败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近年来,一些典型腐败大案要案中,"裸官"腐败的现象较为严重。"裸官"腐败的黑洞,不在"裸",而在"逃"。"裸官"腐败的生成主要源自理想信念缺失,监管制度存在漏洞,"裸官"出逃的高收益、低成本等多因素的驱动。因此,有效治理"裸官"腐败现象,要在强化制度反腐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防腐。一是注重制度建设,不断提高"裸官"腐败的预见性;二是加强监管,大力提升"裸官"腐败的防范性;三是协作联动,全面强化"裸官"腐败的控制性。     

德国会展业四大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当今世界会展格局中,德国是当之无愧的"展览王国",是世界会展业的领头羊。德国会展业在多年发展中呈现出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生态化四大趋势。这一趋势性变化对我国会展业发展的启示是:要开拓"国际化"视野,以"大胆走出去"和"积极引进来"拓展国际市场;要强化"专业化"意识,提升"展会专业化"和"人员素养专业化"水准;要注重"品牌化"运营,大力加强"展会品牌化"和"公司品牌化"建设;要关注"生态化"主题,积极推动会展场馆、标准、技术和信息的"生态化"。     

语言哲学视角下《论语》中的真理观探析

20世纪语言哲学崛起,成为这个时代哲学的主流。《论语》及孔子的语言思想,从古至今研究者甚多,但是,从语言哲学角度来研究《论语》的著作并不多。孔子围绕着"真假"、"是否"问题,提出了"信"、"行"、"仁"、"德"等多个概念。     

从建构、进化到嵌入:民主制度建设的认知模式及其发展

认知模式是民主制度建设的认识论基础。理论界关于民主制度建设的理解,主要存在"建构论","进化论"、"嵌入论"三种模式。"建构论"强调民主制度建设中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但具有"完美化"色彩和"工程技术"倾向;"进化论"强调民主制度建设的客观性、自发性、持续性,但具有"宿命论"色彩和"机械唯物主义"倾向。"嵌入论"将社会关系网络分析和社会情境变量引入到民主制度建设的分析中,凸显民主制度建设的主体间性和关系互动性,具有一定的范式变革意义。"嵌入论"的应用分析表明:中国协商民主发展并不是简单"建构"和"进化"的,而是作为嵌入性的内容存在。"协商"的原则和机制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结合中国自身民主政治发展的自主创新和独特实践,不断嵌入到多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去的。     

“普韦布洛”号事件:未能充分认识“安全”的美国国安局

美国自"二战"结束之后,专门成立了"国家安全局"作为"窥伺"他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安全机构。但是"国家安全局"有时并不能充分履行其职责,从而给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隐患。其中,"普韦布洛"号事件即是如此。作为前往"敌国"搜集情报的船舰,"国家安全局"没有安装能够在突发情况下快速销毁资料的"安全"设备,遂造成大量机密资料被"敌国"缴获,普韦布洛"号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仍然未能充分认识到在此次事件中"国家安全局"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而是一味地苛责海军部门。对于自身密码的过分自信,也造成了"国家安全局"未能及时意识到其中所隐藏的巨大安全漏洞,进一步增加了国家不安全因素。     

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存在”——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探讨

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不是对社会存在的"虚假"反映,而是一种与"意识"关系不大,倒与"无意识"、"欲望"有关的"社会存在"。因为意识形态建构着社会现实,参与了"社会存在"的形成。但这种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现实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分裂"。这一"分裂"既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又成为意识形态存在的根据,因为没有现实的"分裂"也就不需要意识形态的"缝合"。然而意识形态这种"缝合"现实的努力不仅是漫长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筑中国“政治新生态”能量系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个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政治新生态"正在形成。这种"政治新生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民共识为奋斗目标,强调"国家-民族-人民"三位一体的价值理念;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推动力,强调"顶层设计"与"底层推动"的有机互动;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根本支点,强调"责任政府"的法治路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关键环节,强调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制。依据系统论观点,深刻认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政治诉求,并适时提出构建"政治新生态"的任务,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与实践意义。     

“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战略辨析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在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布局和执政方略,每个"全面"都意义重大,内涵丰富,而且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环环相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依次递进的战略举措。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而要"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全面依法治国";能否真正做到"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要看党能否自觉主动地贯彻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执政党"依规治党"的程度决定国家"依法治国"的成败。因此,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中之重,关键的关键。     

推翻帝权与洗刷奴性:辛亥革命意义的政治文化思考

辛亥革命结束了专制体制。帝制禁锢思想文化的长久影响却并没有清除。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们提出了反"奴性"的任务。人们看到,当时政治"未受思想上之淘汰",因而"满清虽是推翻了,但民治仍然不能实现"。孙中山号召国民"当把从前之奴隶性质,尽数)却"。陈独秀说,如果不将国民意识中"惟官令是从"等"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完完全全洗刷得干干净净","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当时清醒的思想者都在批判"专制"时候高声呼唤与其相对立的"自由"。鲁迅曾经指出辛亥革命以来思想文化进程中新与旧斗争的"反复"与"羼杂"。他说,中国在"进化","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要推动政治文化的"进化",我们不能忘记孙中山"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和李大钊的"弃陈腐之我"、"弃专制之我"的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