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量基准的逻辑

行政裁量基准是我国行政法学界近年的一个关注热点,不过学者们的理论观点纷纭,对其褒贬不一。明晰行政裁量基准的内在逻辑是客观公允地体认它的价值的前提。行政裁量基准作为行政裁量的对立概念,形式逻辑上而言,其具有控制行政裁量权滥用的品性。但在实践中,行政裁量基准只能以"织网模式"来控制行政裁量,其运行逻辑又与行政裁量并无二致,只不过加大了规则的密度,缩减了行政裁量的幅度而已。另外,行政裁量基准在遵从法律的表象下,实质上是以"命令模式"驱动的,属于行政权的自我从善,难以受到其他权力的有效制约,导致其适用结果仍具有不确定性。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是近年来兴起的行政法现象,作为一种规则化的行政自我拘束制度,其基本目的在于实现裁量与行政正义之间的平衡.然而,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沿用的是严格规则化路径,在量化或细化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极有可能造成行政逃匿在立法控制之外,从而动摇其合法性基础.为此,在构建行政裁重制度过程中,应当在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指引下,采用一种开放和参与的模式,为其合法性提供制度保障.     

公众的行政参与和社会稳定

随着民主化和政府改革的深入发展,行政民主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话题和潮流。公众的行政参与对于提高行政管理质量和行政合法性都具有重要意义。政府要注重克服公众参与的不利方面,追求有效的行政参与。实施有效、引导有序的公众参与对维护社会稳定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推动公众参与的良性发展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研究

法治政府的建设离不开科学、民主和合法的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其中公众参与就是保证重大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和合法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达到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的效果。本文在分析了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背景和前提的基础上,从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立法、公众参与主体、公众参与启动模式、公众参与形式以及公众参与反馈机制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行政立法是法定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着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授权过宽,使之行政机关在行政立法过程中享有太多自由裁量权。于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立法机关授权立法控制、司法违宪审查控制的方法来有效地控制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权。随着民主思想的不断高涨,公民主动要求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愿望也更加强烈,能够充分体现民主精神的公众参与理论也慢慢兴起,行政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使得人民主权理论能够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得到延伸,能够让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全过程,从而有效地防止行政立法过程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使行政立法权能够良好运行。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完善行政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议。     

行政处罚中智能行政裁量的实践隐忧与进路调适

在自动化行政背景下,行政处罚中裁量权面临着不公开、少互动、僵化裁量、无逸脱等实践运行隐忧,并影响着处罚结论的公正性。为此,需要明确智能裁量在行政裁量中的载体地位,努力实现行政裁量时公平与正义的动态平衡。调适行政处罚中的智能裁量权行使：根据处罚案件的复杂程度、裁量基准的有无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多少对智能裁量介入限度进行分级构造;统一裁量基准立法,在裁量基准中初步制定智能裁量的具体规则;构建裁量基准转化的可视化制度,破解“算法黑箱”的难题;在自动化裁量决策系统中设计智能裁量程序规则,避免自动化处罚中相对人程序权益被无限压缩;在自动化裁量决策系统中应用智能裁量逸脱机制“,唤醒”裁量基准中的逸脱条款。     

行政立法后评估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后评估是扩大公民对立法工作有序参与的重要内容,其法理基础应当是程序正义、人民主权、法的合意性.但当前在行政立法后评估中无论在评估主体、还是评估的具体实施方面都缺失了公众的参与.要真正实现公众对行政立法后评估的有序参与,要在制度上对其予以完善,并对评估的模式进行重构.     

城乡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探论

我国近年来频发的"环保类群体事件"表明,城乡行政规划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公众参与城乡行政规划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政权、监督权的需要。公众参与城乡行政规划,有助于聚集公民智慧,促进最佳城乡行政规划方案的形成,保证公益和私益的平衡,保障城乡行政规划目标正确导向,提升行政规划的社会认同度,从根本上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公众参与城乡行政规划的意义和价值缺乏足够认识,公众参与主体范围有限,配套制度尚不健全。因此,城乡行政规划部门应树立公众参与的法治观念,国家应当努力扩大公众参与主体的范围,逐步健全公众参与的相关制度。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必然、实然与应然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是行政决策合法性之所需,也是行政决策目标实现之所求.政府的政策宣示和公众的参与需求的契合,催生了我国丰富的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实践.然而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实践的表面繁荣,却难以掩盖其实效的差强人意.我们应当深化行政决策者的公众参与意识,完善参与式行政法律制度,保障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实效.     

公众参与是行政立法正当性的基础

行政立法虽然是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但是由于行政立法机关不是由民选代表组成,缺乏民意基础,因此需要公众参与行政立法促进行政立法的民主化,只有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才能获得民主正当性,行政立法程序才可能构成正当程序。公众参与必须符合自愿、平等、有效的实质要求。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应当提高立法层次,强化公众参与制度,提高行政立法程序的民主化程度。     

论完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中关于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控制的规定,已不能满足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控制的现实要求.因此,必须完善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行政伦理危机与控制

在我国政府尚不具备公共管理的公共价值理性的前提下,运用公共服务市场化这一治理工具容易引发行政伦理危机,如责任危机、信用危机、效率危机和公平危机等。而近期改进管理方法技术、中期完善社会治理结构、长期建构法治治理文化是防范和控制这些行政伦理危机、实现公共利益的现实路径。     

科学民主化:食品安全规制中的公众参与

如何提升政府应对风险、保障公众健康的能力成为学界与政策实务界的讨论热点。在食品、环境与健康领域的风险规制中,充分保障公共利益似乎尤为困难。因为多种情况之下,风险规制的依据是专家的科学知识,结果仍然会引起公众对于行政政策以及专家的不信任。对此,在行政决策中平衡科学与公众参与两种力量日益重要,即科学民主化的问题,既强调专家的作用,又要使之与公众交流沟通。科学民主化事实上是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意义重大。     

The Effectivenes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Hearing of Current China

Public hearing system is regarded as the soul and core of modem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t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part in modem administrative affairs. Public hear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listen to the voice of the public, and the main method to gauge public opinion before making public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growing awareness of civic participation, public hearing system has played a big role in public policy-making proc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but there is also a phenomenon that citizen participation is largely symbolic in most of the hear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cannot play its due rol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hearing is limited.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e analyses about how to strengthen public hearing system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representative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are all ver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validity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hearings now to China.     

反腐的关键:规制行政裁量权

行政裁量权由于其可能导致肆意和专断,因而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因此,反腐的关键在于规制行政裁量权,保证行政裁量权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行政裁量权的规制属于复合规制模式,包括立法规制、行政规制、司法规制以及权利规制四种规制路径。然而规制模式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公众参与作为民主理论在行政过程的投射,其所具有的民意表达、利益协商、程序正义等功能和优势,可以实现对行政裁量权的有效规制。建立起公众参与的配套制度,并完善公众参与的程序设计,可以实现对行政裁量权的有效规制,促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健康发展。     

以商谈求共识:行政决策听证中公共意愿的形成

在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矛盾加剧的背景下,推进和完善行政决策听证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差异和矛盾,聚集民意,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价值前提。协商共识理论为深化行政决策听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指向;行政决策听证的功能在于为理性论辩提供建制化空间以集结民意,制约行政决策;在听证议题的形成、听证代表的遴选、话语规范的确立及其制度保障等主要环节中,通过制度程序的建构,排除权力和金钱的侵入,在平等协商对话中整合利益,集结公共意愿。     

网络公众参与:现实反思与秩序重建

网络公众参与对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利于推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又由于存在的问题和非理性趋势而给社会政治环境带来消极效应.必须对网络公众参与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理性反思,并从社会价值预期的合理确立、网络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网络制度建设和网络伦理建设等几个方面促进网络公众参与沿着理性、有序、规范的轨道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弘扬文明风尚、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动力.     

公众参与的协商民主价值与发展趋势

公众参与是衡量现代社会民主程度和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实践中我国公民参与的形式丰富多彩,其中蕴含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价值。我国公众参与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公众参与在公共决策中的应用应当实现效率与民主价值的恰当平衡。在执政党、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推动下,公众参与在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将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     

Factors Explai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dget Proces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which factors explai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budget process i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pproach. In particular, we investigate which 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promote public engagement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dget process. Using a sample of 93 countrie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ternet penetration, population diversity, governmental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budget transparency determine opportunities for public engagement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dget process. In addition, we show that not only budget transparency promotes public participation but also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budget transpar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