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风顺水的改革家张居正

提起张居正，人们就会想到他在明代后期所推行的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作为明神宗朱翊钧的首辅，达十年之久，是个有作为、具谋略、通权术的大政治家。     

浅谈张居正的法律思想

本文对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作了简要介绍,并对这一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的反道家无为而治,倡改革有为,反对阳明心学,主张敦本务实,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等法律思想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张居正的法律思想和改革措施对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在这一历史时期产生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对我国现代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有着重要意义。     

“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黄宗羲法律思想评述

(一)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亦号梨洲。他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末清初正逢我国的封建社会处于进一步的衰落,瓦解之中。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走向解体,资本主义萌芽巴经产生,商品经济有了相当发展。在手工工人和工商业者中不断爆发要求冲破封建统治者的压制和摧残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已波及到封建士大夫内部。同时,由于皇权的恶性膨胀及君主的腐败无能,出现了宦官——阉党专权的局面。这不仅激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而且,使统治阶级内     

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的“公道”思想

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的“公道”思想韩起祥在中国古代丰富发达的法律思想中，“公道”思想是十分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它贯穿于中国封建法律思想发展的始终，对于建立和维护封建法制的统一性，保护和巩固封建生产关系的稳定，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论“孝治”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孝治＂是儒家政治法律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尽管它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它在肯定和维护＂孝道＂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在很多领域,需要我们从传统＂孝治＂思想资源中返本开新,寻找出其中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合理内核,建构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孝＂法律文化。     

中国近代会通中西的法律改革家——沈家本

今年8月19日是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法律教育家、立法专家沈家本(1840—1913)150周年诞辰。沈家本毕生从事法律研究和立法工作,建树卓著。他在主持晚清法律改革和法典编纂期间,对我国历代法律古籍进行了系统的考订和整理,首开研究中国法律史之新风,并结合中国国情,以会通中西为原则,把西方法律的一些可借鉴的原理、原则,吸收到新修的法律之中。他还是中国近代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创始人,培育了一大批我国第一代系统掌握和熟悉中西法律的人才。沈家本一生既重实际,又重理论,著作等身,时人誉之为“法学泰斗”。本刊此期发表以下两篇文章,以供研究。     

杨朱思想之法律观辨析——以“一毛”与“天下”之辩为切入

杨朱思想体系中所阐发的“为我”“贵己”等思想蕴含着极为宝贵的个人本位和权利意识，它在当时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诠释。“轻物重生”所揭示的人与物的关系引发了对“公私财产”理论的重新理解，而这两点正是当代法律观念极为重要的思想渊源，从法律观念史的角度对杨朱思想进行解读可加深对杨朱思想的整体把握和恰当理解。     

法律必须认真对待习惯——论习惯的精神及其法律意义

习惯由个人习惯(含本性和习性)与社会习惯(含习俗、惯例)构成。个人习惯是社会习惯的根基和源头,是习惯的核心和力量之源。习惯的精神是个人性而不是社会性。习惯精神个人性的法律意义在于它能改善法律自身的内部结构,强大其功能,为法律顺畅运行提供了最基本的内部力量、广泛的人性基础、深厚的合法性根基及其获得合法性的自然化机制。法律要想获得人们普遍而有效的遵循,必须认真对待习惯。     

法律规范中的“必须”与“应当”辨析

“必须”与“应当”均为义务性法律规范的关键词。一般认为,这二者无大区别,可以混用。然而,在法律规范日益精确细密的时代,应该加以区分,以便立法者选择使用。 一、二者程度上不同 “必须”与“应当”都是表示一定的因果联系。必须表示一种确定不移的联系,在程度上,“必须”具有无条件性,即不论主体的意愿如何,客观上必然要求主体去实施某种行为、实现某种结果。必须句中的前件与后件之间相互对立,推论确凿不可动摇。因而常“必须”词的法律规范是无条件义务性法律规范。如刑法第67条2款:“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     

袁世凯的“法律”思想与法律政策

袁世凯,不论后世对他如何褒贬,都无法抹去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的深深烙印。从小站练兵到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进而变本加厉,倒行逆施,复辟称帝,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在举国的反抗浪潮中死去,短短不过二十余载,这个人将清末政坛搅得翻江倒海。历史对于他的评价却还没有终结,争论一直在持续。本文试从袁世凯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政策来看袁世凯其人。     

必须清除妨碍法律实施的思想障碍

近几年的实践表明，法律的实施成为当前我国法制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在许多地方、部门和单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相当严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在思想领域里存在着妨碍法律实施的思想和意识，是重要原因之一。     

浅议“以法治吏”

中华法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以法治吏,历史上每一时期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无一例外地将其作为强调的重点。决定中国文化命运的儒家主张以道德礼制为中心,化民成俗,拱手而治,天下归仁,即所谓“为政以德”,也就是每为今人所不满的我国古代的“人治”观念。事实上,儒家的“人治”并没有完全排斥“法治”的功能,这一点,早已为学人们所认可,关键是富有理性且应有建树的我们如何认识历史并加以借鉴。     

论“法律走私”

法律,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法律走私”指立法机关立法不公,甚至为了某种利益藏私营私兜私售私。不过,这里“法律走私”意义上的“法律”,是泛指我国《立法法》所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其立法机构也当然包括各省、市、自治区及特区立法组织。     

论“法律自治”

西方社会法律自治理念包括规则、机构、思维和职业自治四个层次的内容。为实现排他性的法治目标,西方社会通过全面预设一套尽可能包容一切的法律规则,并辅之以“扩展机制”和“隔离-沟通机制,”保障法律的独立与自治。西方社会确立法律自治局面的历史进程及社会背景表明,西方法律自治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不具有当然的普适性。     

以法杜绝“官”“商”勾肩搭背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团审议时说，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论中国传统“无讼”法律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无讼"思想在中国的历史悠久,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律意识中的最高理想状态的诉讼意识,而孔子正是"无讼"思想的倡导者。传统观点一般都认为"无讼"思想出自孔子《论语.颜渊》中的一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实质上,"无讼"思想是统治阶级对于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秩序的一种美好愿望,但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在当今社会中,传统"无讼"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是与民主政治、权利、平等等现代法治理念背道而驰的,但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辩证思维去分析,其还是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论孙中山的法律思想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已届七十周年.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但它推翻了清皇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制度,其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今天,我们重温孙中山遗著和辛亥革命史料,追怀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法律思想,对于振兴中华,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     

论管仲的法律思想

管仲法律思想的核心是“修旧法 ,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这里的“旧法” ,指旧礼法制度 ,既包括礼 ,也包括法。“业” ,即改造创新的意思。这是管仲在齐国进行内政改革的指导思想。管仲的法律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西周时期 ,经过周公制礼 ,使礼上升为国法 ,成为奴隶社会两种法律规范形式之一 ,起着法的作用。姜尚建齐治齐 ,坚持“以礼治国”的思想传统。管仲任齐相之后 ,继承了这一传统 ,非常重视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他在《管子·牧民》篇中说 :“国有四维 :一维绝则倾 ,二维绝则危 ,三维绝则…     

论维柯的法律思想

维柯是17、18世纪著名的法律思想家,在其著作《新科学》中,维柯高扬伟大的历史精神,对法律起源进行了极富启发意义的探讨,对古典自然法进行了最早的批判。同时,维柯的法律思想对后来历史法学派的思想也存在根本的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