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违法犯罪综合治理研究

农民工违法犯罪数量不断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已引发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如何更大程度地预防和降低农民工的违法犯罪率,则需要在分析农民工违法犯罪特点和原因的基础上,完善与农民工有关的各项制度,不断加强对农民工违法犯罪心理的矫治力度,同时采取社会综合治理措施,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二代农民工犯罪”：概念辨析与解释模型

第二代农民工犯罪一般指1978年以后出生的,目前已经进城的农民工所进行的犯罪。这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犯罪群体,具有胆子大、手段狠、预谋少、非侵财性犯罪多等特征。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个人与其社会结构的解体;而社会化机制缺损和社会参照群体的转换,是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率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犯罪率的根本原因。     

"第二代农民工犯罪":概念辨析与解释模型

第二代农民工犯罪一般指1978年以后出生的,目前已经进城的农民工所进行的犯罪.这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犯罪群体,具有胆子大、手段狠、预谋少、非侵财性犯罪多等特征.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个人与其社会结构的解体;而社会化机制缺损和社会参照群体的转换,是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率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犯罪率的根本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原因探析——以广东省为视角

大批新生代农民工涌入大城市,虽然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给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其中部分人员的违法犯罪活动也给城市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带来了消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是:童年留守经历对犯罪产生巨大影响;踏入社会后边缘化状态诱发犯罪;社会管理不足产生负面影响。     

“标签理论”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城市建设者中的生力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违法犯罪现象逐渐突出,也为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以标签理论为视角,对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尤其是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进行分析,有助于真正有效的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是一个复杂且系统的长期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只有保证制度完善、权益保障,才可能有效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及预防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虽然不是新生现象,但近几年上升的明显程度令人担忧。为此,应从三个方面预防其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一是完善教育管理机制,注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二是完善权益保护机制,努力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三是完善犯罪预警机制,构筑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防线。     

青少年违法犯罪与预防制度建设

青少年犯罪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青少年违法犯罪率居高不下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交织的产物,折射出法制和社会综合治理的不足。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既要健全法律机制,更要综合治理。     

农民工犯罪问题——社会心理失衡与犯罪

我国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90年代初开始,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如今已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正常运转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但由于心理失衡和种种原因,造成了农民工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本文从介绍农民工的现状入手,分析了造成农民工犯罪的心理原因,并提出了一些解决和遏制农民工犯罪的方法。     

解决和遏制农民工犯罪问题的探讨——以需求层次理论的视角

城市农民工是城市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城市享受着农民工廉价劳动力带来的飞速繁荣的同时也被农民工高犯罪率深深困扰。从需求层次理论的视角出发可以探索解决和遏止农民工犯罪的问题。     

青少年游戏性犯罪的特点与成因

近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类犯罪是游戏性犯罪,这类犯罪是指犯罪主体无明显性长期性犯罪目的,在某种特殊场合下一时起意违法犯罪的一种犯罪形式。青少年游戏性犯罪比例的上升应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未成年人再犯罪问题初探

目前，未成年人再犯罪率正逐年递增，有效遏制有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重新违法犯罪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要从未成年人再犯罪的内因和外因上综合治理，才能切断其犯罪根源，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是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的有力保障。     

优化农村治安控制模式之方略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犯罪比重剧降和犯罪率仍远低于城市等不过是犯罪统计的技术性因素所造成的假象。实际上,农村实有人口犯罪率的增速和治安局势的严峻程度都甚于城市。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转型期农村地区的治安群防措施处于基本无法组织或失效状态,其治安生态系统更为脆弱,更需用强化打击违法犯罪之力度的方式来维护平衡。但有关方面却未能及时调整思路,没有把打击违法犯罪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因此,要优化农村治安控制模式,制止农村治安不断恶化的趋势,就必须在大力促进政策预防和提升家庭、个人预防的质量和水平的同时,增加打击犯罪、查处违法的警力,实施“均衡打击”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犯罪治理对策

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缓慢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高犯罪率问题不容忽视。加大农村教育投入，积极开展普法宣传，提供法律援助，呼吁司法宽容都是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治理对策。此外，还要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法律措施，构建积极的农民工文化，借助媒体优势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权。     

对年龄序列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的一个质疑

年龄序列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是美国新近兴起的一种犯罪学理论。在成年犯罪原因上,认为婚姻和工作强化的社会纽带可以成为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抑制因素。然而,通过对中国农民工流动人口犯罪和日常行为中的“家庭因素”进行考察分析,那么该理论“良好婚姻所形成家庭的社会纽带能够抑制成年犯罪”的结论就会受到质疑。     

社会转型期中小学生违法犯罪问题的思考

社会转型期,犯罪低龄化的倾向已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和有识之士的担忧,尤其中小学在校生犯罪率的上升更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不少初绽枝头的花朵凋谢,稚嫩的心灵发生扭曲,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中小学生正处于青春勃发的花季,他们是祖国的希望,因此,全社会应该加倍地关心,爱抚和培育他们,使他们健康成长。     

对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的思考

犯罪学意义上的再次犯罪是指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种犯罪态势,它包括同一个犯罪人再次犯罪、同一类犯罪人再次犯同类犯罪和社会任一个成员在其他社会成员犯罪后实施同一种犯罪三种情形。我国目前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成员再次犯罪形势严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结构失范、功能不全,因此,我们要在完善现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理性主义思想内容的基础上,着力建立健全科学主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     

社会分层视角下抢劫犯罪原因分析——基于天津市人民法院审结的50例典型个案

从50例典型抢劫个案看,犯罪人中,初中、小学文化的犯罪人占九成以上,农民工或农民等流动人口约占75%,且绝大多数是具有违法犯罪经历的社会下层人员。相对贫困以及难以适应城市生活是他们犯罪的重要原因。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只有调整以实现社会公正为目标的社会政策,创新对流动人口分级管理的模式,采取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积极引导流动人口自我管理,才能有效防控当前我国的流动人口犯罪。     

纽约市犯罪率下降的相关因素及思考

目前纽约市的犯罪率稳中有降,社会秩序良好,公民的安全指数增加,其犯罪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其主要的经验是:犯罪控制研究机构的多样性;高度重视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惩治犯罪与扩大社区矫正的密切结合;注重司法、执法与社区建设的密切结合;严密法网,强化道德;加强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治理;控制文化的正面影响。这些措施都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消费与犯罪——基于改革开放30年的统计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就，但是伴随着社会变迁，犯罪率也在节节攀升。犯罪率的攀升与中国进入消费社会和日益变迁的消费文化密切相关。本文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摘取《中国法律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应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解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的犯罪率的攀升。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微观个体层面的“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中观社会层面的“消费差距”、宏观政策层面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均对犯罪率有着显著的正影响效应。研究证实了消费社会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培育了消费享乐主义文化，使人们永远处于不满足状态之中，精神空虚，金钱至上，物欲膨胀，欲壑难填，乃至采取违法犯罪行为达到目的。消费社会也制造了一种“攀比消费”文化，使得人们产生越来越大的“心理落差”和“期望差距”，很容易产生被剥夺感和反抗意识，激发潜意识中的憎恨而犯罪。总之，消费社会中的多数人把自己定位在社会博弈力量的弱势一端，永远感觉自己口袋里的钱不够多，欲望不能得到满足，最终，越来越多的不满足的人们通过暴力、抢劫、杀人、报复等犯罪行为寻找心理的平衡与满足。     

广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与对策

广州市刑事犯罪状况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影响广州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犯罪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社会、经济、心理、文化冲突等因素。该群体犯罪问题必须通过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