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的政治认同

实现政治认同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治本之举。在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应继续当好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积极协同地方党委政府，广泛开展双拥共建活动，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和信教群众的政治认同，为维护社会稳定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影响

当前和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政治文化将是由占主导地位的“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其他非主导政治文化的复合体。客观地看,中国政治文化尚不完善,存在着弱化中国社会现代集体认同的不良因素,但总体上能够承担把中国社会各民族及其他利益群体“做成”现代集体认同的角色。从趋势上看,中国政治文化将对中国民众的政治行为乃至全人类的政治发展发生越来越多的积极影响。     

政治认同与政治稳定的关系解析

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的全面转型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机遇，实现社会稳定特别是政治稳定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政治认同在实现政治稳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治认同是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前提，是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有利于政治系统稳定性的维系。增强政治认同促进政治稳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保持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二是加快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三是树立国家整体认同标准，培养公民集体主义价值观。     

规范主义、经验主义合法性与中国政治认同的复杂性

合法性是影响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在学术史上,合法性研究包括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向度。规范主义强调合法性应来自于在政治中美好价值的实现、以及合乎法理的政治程序;经验主义认为合法性是民众事实上的政治认同,来自于政府绩效及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十分复杂,包括程序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及外在观念所导致的民众的政治认同等。在规范意义上,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基础来源于历史合法性以及自下而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经验层面,民众对中国政府绩效的正面评价提升了政治合法性;而政治社会化过程则对合法性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传统文化价值观、主流媒体建构塑造了人们的政治认同,互联网兴起则降低了政治信任水平。     

增进港澳代表人士政治认同的调查与思考

政治认同是政治稳定的基础,是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本文通过对浙籍港澳中青年代表人士政治认同情况的调查,进而分析社会变革时期港澳代表人士政治认同的变迁因素,并就如何有效地提升港澳代表人士的政治认同感与心理归属感、构建港澳代表人士政治认同的路径进行了探索与思考。增进港澳代表人士的政治认同,发挥其示范、引导和团结作用,对于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意识形态:政治认同的理念性资源

意识形态是指一种相对持续和统一的信仰、理想与价值观.意识形态是政治认同的理念性资源,是政治认同最原初的构成因素,也是较为持久的因素.意识形态对执政的政治权力和民众具有道义约束力,对政治认同的实现具有感召力.当政治认同的其它因素如经济绩效等失去时,意识形态可能仍然延续,甚至重新发展.意识形态可能在所维护的政治权力产生之前已经存在.意识形态对政治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可促使一国执政政治权力创立某种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连贯性、持续性和发展性有益于政治认同的稳定.     

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弱化原因分析

农民工是中国特殊的劳动群体,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是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和实现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加速进程,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有不断弱化的趋势。分析研究表明:政府行为失范、制度歧视、法律体系不完善和社会保障缺失是造成农民工政治认同弱化的主要原因。     

“0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认同新态势及引导策略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00后”是大学生主体,受复杂多变社会环境影响,其思想政治认同呈现出新态势。从思想认同、政治认同两个方面,对部分高校“00后”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0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认同状况、问题及原因,针对性提出应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增强引导的聚合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增强引导的向心力;开发创新认同载体,增强引导的传播力;提升绩效评估水平,增强引导的洞察力,最终实现增强“0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认同感,提升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水平的目的。     

“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的解析——关于央地关系一个新的阐释框架

当下中国,民众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相当明显,这种政治信任结构虽然说明政权合法性依然牢固,但是地方政府缺乏民众信任却影响了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提高、社会政治稳定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这种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的形成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文章从历史文化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和制度主义三个角度对民众偏信中央政府进行了解释,从政治图像、政治接触与经济增长机制三个方面对形成这种“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的生成机制和生成结构进行了解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防疫工作中获得政治认同的现实启示

党的政治认同包括民众对党的领导地位、政治价值、执政能力以及现行政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认可与支持,其取决于民众对党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防疫工作的成效影响民众对党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而民众对党的政治认知、情感和评价又影响防疫工作的成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防疫理念、科学的防疫态度和务实的防疫举措、良好的防疫效果赢得了基层民众、医务工作者、社会进步人士和世界相关组织的政治认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防疫工作中获得政治认同的现实启示有: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先进的理论引导群众;以务实的举措造福群众;以良好的成绩取信群众。     

思想政治工作对意识群体性分流的介入

加入WTO,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政府干预的减少及外来文化的影响,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意识群体性分流.政治参与意识、国家民族认同意识、社会角色认同意识以及人际融合意识的分流,要求思想政治工作积极介入,更新观念,转换思维,整合文化,以保障社会稳定.     

治理理论关照下的县政改革

省直管县、县政自治和复合行政，是当前有关县政改革的三种不同的方案，从治理理论的角度观察，三者之间并不冲突，而是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从不同方面完善了县域治理结构。省直管县通过政府间纵向分权，提升了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县政自治在县域范围内建立起民众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有利于形成县级政府对民众负责的政治机制；复合行政以政府间合作以及政府向市场和社会的横向分权的方式，解决区域性公共事务，有利于在县域之间形成多中心治理结构。     

现代政治认同与和谐社会

现代政治认同作为公民对于政治共同体、政府及其基本制度的认可与支持,是一种积极的、理性的、多层次的政治认同。它是维系现代国家中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政治心理基础,因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解决此问题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极为重要。     

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

马克斯·韦伯认为执政合法性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形态建立乃至构筑政党执政安全的基础 ,这个基础不坚实 ,就会出现哈贝马斯所预测的合法性危机 ,执政党必须加强政治“投入”,赢得民众的持续认同。中国共产党要在执政合法性建设成就的基础上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实现意识形态主流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民众利益最大化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实现政治权力民主化 ,进一步铸造执政合法性。     

大众传媒与政党认同的关系分析

政党认同是政党成员和社会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产生的政党归属感及与之因应的行为表达。它一定程度地决定政党能否赢得足够的民众支持。大众传媒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向社会民众进行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塑造和传递政党认同的途径与载体。执政党通过大众传播博取社会认同的关键,取决其执政的业绩。在政党认同问题上,执政党与大众传媒的纷争将长期持续。     

服务型政府建设对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

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政府发展的一种形式,本身就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这种包含关系决定了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政治发展将是同一个进程,对政治发展具有内在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为服务型政府建设可以扩大公民和社会的政治参与,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提升政治系统能力,促进民主化进程,维护政治稳定。     

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社会治安评析

政党轮替与民进党上台后，台湾社会治安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止，相反，各项指标显示岛内社会稳定形势仍不容乐观。2000年后台湾治安持续紊乱与其社会转型密切相关，陈水扁当局“政治挂帅”也难辞其咎。虽然岛内公民社会的建构、民众理性的觉醒及当局管理的增强，客观上有利于改善总体治安形势，但“统独”纠纷及台澎最终政治定位将长期困扰其社会稳定。     

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特征

所谓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指特定意识形态由于其理论的先进性和正当性，占据“道德制高点”，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并且以“正确政策”和“模范工作”践行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最终获得广大民众的自觉认同和领导权的地位。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特征表现为：生成的基础是社会认同，作用的方式是说服吸引，存在的状态是权威服从，外在的表现是道德制高点。     

服务型政府建设对于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

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政府发展的一种形式,本身就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这种包含关系决定了服务型建设与政治发展将是同一个进程,对政治发展具有内在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为服务型政府建设可以扩大公民和社会的政治参与,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提升政治系统能力,促进民主化进程,维护政治稳定。     

中国公民眼中的国家治理:能力与绩效评估——基于2002年和2011年两次全国性调查数据

从前后十年间两波全国性问卷数据的分析表明,在多数民众眼里,国家治理的能力与绩效危机并未显现。民众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的评价普遍较高,但"央地差"明显;而对社会治安、公共服务、经济形势、民众生活保障等四个方面的治理绩效,民众的评价也总体良好。回归分析表明,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对我国公民评价国家治理均有显著影响。不过,公民的政治情感对于政府信任和官员信任之间存在着"区隔",政治认同在制度认同和制度能力认同之间也存在着"区隔",前一"区隔"反映了当下中国"官民对立"的现实以及中国政治传统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化传统,后一"区隔"则反映了民众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