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构建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重要诉讼法律规则,业已为学术界所重视,但遗憾的是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于该规则之规定尚有很大缺陷。文章将通过对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关于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理论之比较及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与发展两个方面对该规则进行分析论述并提出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的建议。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是刑事诉讼研究的重点问题,并且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基本明确了我国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制定了相关的非法证据标准及程序等问题,为我国司法实践上提供了权威的依据和指导,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民事诉讼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形成和发展比刑事诉讼晚,而且相关法律对该规定也甚少,理论界的研究也是没有足够的重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并没有规定,因此,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理论上给予完善.     

略述民事证据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合法的收集证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在民事诉讼中要明确证据的合法性,让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得以充分的发挥作用。在我国民事证据立法中,应当就陷阱取证、偷拍偷录、私人侦探、测谎证据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经常涉及到的问题加以规定,还应该借鉴国外非法证据排除的一些例外情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微探

证据是控辩双方在刑事审判中支持其主张、展开攻击与防御对抗的武器,是法官认定事实并据以裁判的基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结合应然性思考,通过比较各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阐述排除规则的价值,对规则产生的理性基础、规则所体现的价值冲突与权衡进行分析,以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     

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及对策

贯彻落实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既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也是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要切实转变执法理念,强化证据意识,紧紧围绕侦查、审查、出庭多个环节,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性审视非法证据排除的现实困境和实践难题,加强证据固定和证据审查工作,最大限度地实现办案质量和非法证据排除同步发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实证研究——基于2013—2018年的556个案例

我国目前形成了一个由强制性排除规则、裁量性排除规则、补正规则三个规则组成的非法证据排除体系。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正在逐渐丰富,但是相较于立法,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情况仍然举步维艰。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六年的556个样本为调研对象,通过宏观数据统计与微观案例研究两种方式分析发现,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提起数量逐年上升,申请被排除对象多为非法言词证据,成功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极低,且非法言词证据排除比例最高,申请进行非法证据排除案件多存在辩护律师,部分案件虽然成功排除了非法证据,但是对案件的定罪量刑仍然没有太大影响。     

和谐语境下构建我国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旨在保证证人出庭、有利于法官做出正确裁判和实现程序公正、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由于我国没有确立相应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落实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成果，对于我国刑事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和完善各种配套措施。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论

在我国民事诉讼案件中,如何排除非法证据,对于法官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有关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因此,通过对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措施十分有必要。     

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建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未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规定,仅相关司法解释有所涉及.但其规定非常单薄,其原则性、抽象性的概括条文使非法证据排除的实际操作性不强.容易造成适用上的混乱.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可以以利益衡量作为排除非法证据的基本原则,同时设立好相关的配套措施.民事诉讼法还应当从排除的范围、提出排除的主体、提出排除的时间这些方面来具体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实践考察——基于2013年以来192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作为刑事诉讼法贯彻落实的重要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情况有继续观察的必要。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获得的192份裁判文书为基础,对2013年以来我国法院在常规刑事一审、二审案件的审判中对非法证据排除争议的处理,从程序运行到实体规则两个层面进行梳理和反思,并简要提出了有关建议。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认证规则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当中缺乏系统而又详细的认证规则,既影响了民事审判的质量,也容易滋生司法腐败。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第五章是审判系统内部建立有关民事诉讼认证规则的一次积极尝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审判工作的需要。但该章的规定仍有部分不妥之处,需要今后进一步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研究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职务犯罪刑事错案,其根源在于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现行法律中关于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的构建规制不多,实践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制度规范的瑕疵给司法工作者带来了不少困扰。唯有从法律规范,取证观念、取证能力等方面不断完善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方能走出困境。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规制国家的侦查行为,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确保刑事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应确定我国非法证据认定制度的排除范围,构建非法证据独立排除程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机制。     

美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与评析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历来是困扰各国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难题。美国和德国分别是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通过对两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我们发现美德对非法证据进行了不同的定位,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呈现出各自的特色。而这正是不同诉讼理念和价值取向支配的结果。     

对我国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几点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限制刑事诉讼中国家公权力滥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然而纸面上的规则能否顺利转化为实践中的法则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只有对规则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完善，并辅以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充分的发挥其保障人权的重要作用。     

论我国鉴定意见可采性规则的构建

可采性是英美证据法的核心概念,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建立关联性规则、排除性规则和可靠性规则来保障专家证言的客观可靠;而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主要通过程序控制来实现这一功能。我国鉴定意见应当在借鉴美、德两国的基础上,构建包括一种以程序控制为主导,包括鉴定意见关联性规则、合法性规则、可靠性规则在内的可采性规则体系,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异议鉴定的强制出庭制度。     

构建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设想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公正,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并且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在借鉴其他国家制定排除非法言词证据规则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尽快完善法律体系,规范言词证据"非法性"的提出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逐步构建我国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规则。但对我国而言,某种意义上则是"舶来品"。因此,必须弄清在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和价值诉求,同时与我国固有的诉讼文化进行对接,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完善符合我国法治环境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基于“非法性”的分析——新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性是非法证据排除理论的核心范畴。非法性所指,游走于取证行为和证据本身之间。非法性的成分包括实体非法性和程序非法性,两者的比例关系影响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处理方式和核心判定要件。非法性依其严重程度而分为四个层次。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规制具备足以导致所得证据"不成立"、"不可采"或"可采性待定"之非法性的取证行为或所得证据。根据具体规制之非法性的层次差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分为绝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外还存在一些特殊的非法证据排除类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规制之非法性在成分上体现出由实体非法性为主向程序非法性为主的移转趋势。     

构建刑事诉讼中的严格证明规则——以证据方法为主要视角

严格证明作为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在司法实务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这一概念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普遍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构建严格证明规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对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适用对象的划分上,而基于严格证明的概念本身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研究并不多见。笔者尝试将严格证明这一概念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以促进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最大限度实现判决结果的正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