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是关于国家理论的重大创新: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国家观的绝对精神演绎,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在国家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国家具有阶级和社会二重属性;在国家的职能问题上,马克思指出国家是政治统治和公共服务二重职能的统一;在国家的发展前途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国家消亡理论,并认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类的最终归宿。     

国家安全观：政治意识的时代课题

国家安全观不同于一般的国家利益观。国家认同的观念意识，其轴心是在制度的体系结构和习俗的共同约定内主动地接纳其为自我的行为之“约束”，正确实践这些自我接纳的行为规定，在社会物质现实和对现实的诠释中合法且合理地参与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国家忠诚的观念意识所要求的是，对一个业已做出的关涉国家利益的决断的正确性有足够的自我信任，凝结对国家情感的感动力量，能够在与对国家持批判意识的“较量”中不会任性地推断国家。国家保全的观念意识是说，无论任何局势的升温始终如一地在面临的“战斗”中坚守最深刻和最高贵的国家使命，摒弃对国家的恐惧，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程度与国家同在。     

积极国家观的历史叙事与价值解析

从国家理论的历史发展看,积极国家观与消极国家观共同演绎了国家理论进程并交互影响着国家实践发展。积极国家观倡导的个人与国家的和谐、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反对国家中立的价值取向、重视国家能力的积极作用等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对积极国家观的发展与价值进行理性反思,对于现代国家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马克思的国家形态学说 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逻辑

马克思把国家划分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两种形态。它与四种国家类型说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划分是基于马克思的五大经济社会形态说而作出的,其经济基础的划分标准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生产方式,着重回答"国家是哪个阶级的代表";前者则是以社会三大形态说为基础的,其经济基础的划分标准则是生产力水平和经济运行机制,重点回答"国家如何代表这个阶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国家是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基础之上、以人民主权为价值取向的代议制国家。然而,资本支配劳动的逻辑使现代国家的价值原则和制度安排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而需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继续完成。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其现代国家建构,必须遵循人民民主根本原则,必须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必须与增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同步伐,必须建立和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国家制度体系。     

国家职能、国家能力与国家构建

国家构建是国家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职能和国家能力是有关国家构建问题的两个重要层面。国家职能的范围大小和国家能力的强弱结合所产生的"大而强"、"小而强"、"大而弱"和"小而弱"这四种国家模式中,"小而强"的国家是一种较为可取的国家模式的构建之道。建立"有限政府"的同时建立"有效政府",这样方能构建"小而强"的国家。     

国家建构视野中的考试

考试作为一种对人的素质进行甄别判断的实践活动,为国家建立了完善的国家建构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促进了国家建构。在国家建构的作用下,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一个"考试社会",国家以此促进国民成为更有效的国家建构者。     

超越民族国家：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国家建设

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范式曾备受推崇。清末时期，革命派曾主张要将现代中国建设成为种族与文化上均质的民族国家，但为了不至于中国分崩离析，最后向支持五族君宪的立宪派妥协，从而使更具包容性的五族共和成为民国初年的国家建设方案。然而国民党并不真正接受包容性的国家建设，而是倡导建设种族与文化单一的民族国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更是试图进行国民整合，将多民族人口整合为高度同质的人口。中国共产党则认识到建设容纳多民族共存的统一国家不仅完全可以实现，且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国家建设方案上拥抱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团结国内各个民族，增进各民族对新中国的共同认同，中国共产党强调国家的人民属性，建构了一套超越民族同时又联结各民族的“人民”话语，同时在政策层面尊重并保护各族人民的民族地位和政治权利，从而成功进行了建设人民国家的实践，实现了对民族国家的超越。     

再论马克思国家本质观

马克思以工具主义和阶级分析法揭破了国家本质的阶级性。马克思关于国家本质的阶级性观点在当代遭遇危机,敲响了完整辨认马克思国家本质观的警钟。执着于在"国家"内部求索而忽视马克思文本之中"公共权力"和"氏族组织"的概念语义及其与国家范畴的同异关系,是一直以来造成从单一的阶级性视角片面解读马克思的国家本质观的根源之一。缘于对公共权力的合理定位,马克思在重点披露国家本质的阶级性之时,也附带指认了国家本质的社会性。国家本质的阶级性和国家本质的社会性拼成了国家本质的完整意涵。国家本质的二重性彰示了国家本质的内在矛盾性,坚持二重性的国家本质观应当防止以马克思之名肢解马克思本质观。     

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只有20个左右

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何谓创新型国家？我国为何要在现在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这篇文章作了较权威的阐释，非常值得一读。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国家自主性

"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主义学派提出的重要概念。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存在缺陷,那就是不承认国家的自主性,只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笔者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不是阶级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并未否定国家能够成为具有自主性的行为主体。     

面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思考——兼评福山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学者是主张限制国家角色的,而同属于这一阵营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却提出要强化国家的本质.福山的著作无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讯息,即在国家体制构建方面的知识存在严重疏漏,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更深刻阐明了国家体制构建的重要性.本文以国家构建理论为基础,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体制建设进行尝试性探讨,并梳理相关理论成果,结合中国的现实,提出国家构建未来发展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再探——回应西方学者对《国家与革命》的质疑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泰克西埃质疑列宁背离了恩格斯思想,忽视了国家的治理职能;诺曼·莱文质疑列宁背离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才是社会立法和管理源泉”的思想。然而,列宁不仅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阐明了剥削阶级国家的根本职能,而且阐明了无产阶级国家作为“半国家”的重要职能及其与资产阶级国家职能的区别,以及无产阶级国家的专政职能与治理职能的辩证关系。     

国家发展：超越“国家建设”理论

基于西方经验建构的“国家建设”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我们应该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出发,提出“国家发展”理论概念体系,超越、替代既有的“国家建设”理论。在国家发展理论中,国家权力的作用是“造福于民”,国家体系的发展并不是国家权力尤其是强制力的片面增长,而是通过国家机构提供一系列公共产品,包括法律、政策和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社会大众的生活需要。国家体制越是健全,国家提供这些公共品的能力就越强,国家治理就越有效。国家发展理论为国家治理实践奠定了基本理论前提,同时也解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的稳定。由于中国国家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强大生命力,这一理论模式将为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更为和谐有序的人类家园创造更为完善可行的指导路径。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困境及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 ,民族国家的命运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本文从民族国家与超越民族国家的悖论入手 ,分析了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和道德三个方面的合理性根据 ,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民族国家受到了来自全球化的冲击 ,但它仍然是主要的国际行为主体     

浅析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整合——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为视角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整合既是多民族国家内部发展的需要,亦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理想的现实要求。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视角下,借"民族"的政治性解析多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的辩证关系,阐述"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探讨了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途径。     

理解国家自主性的综合性框架

国家自主性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对国家善治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理解国家自主性首先要把国家理解为一个具有自主行动特性的主体,而不是一个被动接受意志的客体;其次国家自主性不仅是主体的特征,而且受到社会客体力量的制约;再次,国家自主性能否体现出来,还与国家自身的能力有关,弱能力的国家将会受到社会的俘获而无法显示自主性。国家的主体地位、社会力量的制约与国家自身的能力大小,就是我们理解现实中的国家自主性的基本框架。     

论江泽民的国家利益观

江泽民的国家利益观是在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动以及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长的新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主要包括江泽民以新的价值观念界定国家利益、以多维的视角判断国家利益以及以新的思想分析国家利益等内容。江泽民的国家利益思想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国家利益认知的进一步发展,为中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的行动确立了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推进及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与构建构筑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视域下“国家形象”的概念辨析

中西方学者在对国家形象进行概念界定时,大致呈现出以下几种脉络:基于"信息资本"的"国家实力"论;基于"公众感知"的"国家声誉"论;基于"媒介表征"的"媒介镜像"论。中西方学者在界定"国家形象"的内涵时,虽然已经意识到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主客体关系,但忽视了主体间性、文化间性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重要意义。基于此,构建"对话性中国形象"的理念将有助于破除建构主义国际关系视域下单一的技术主义路线,将国家形象的建构路径放置于多元、开放与互动的语境。     

现代国家成长与公民政治参与的逻辑探析——一项基于中国情境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

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经历了基于集权和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基于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民主—国家两个阶段。在两者渐次演进和发展的进程中,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步地显现并伴随着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全过程。民国初年,政治参与的扩大呈现出盲目、非理性的基本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现代民主—国家建设进程中,逐步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其不断地适应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     

军事作用与国家形成——国家形成的军事视角

国家形成的军事视角强调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军事作用,在此视角下的一些解释建立了军事作用和国家形成之间的因果链条并提出了因果作用机制。这些解释认为,战争、军事组织、军事技术等军事因素导致了国家形成,而这些因素在作用机制上的差异,则又导致了不同类型国家的产生。在这个视角下,一些学者认为,军事因素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具有一般性,另一些学者则具体地指出,军事要素在中国的现代国家形成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新生代的国家形成理论认为,老一代的国家形成理论有过时性,他们或者强调更复杂的现象,或者提出它在第三世界国家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