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

社会组织是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其作用日益凸显。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发展历程,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基础型工具、分配型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引导型工具。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政府应该考虑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因素。     

社会组织建设需要法治化

<正>传统社会强调政府管理,并且是一元化管理,而现代社会强调社会治理,并且是多元治理。现代社会的社会治理格局,必须要有新的角色与政府分担治理职责,而社会组织就是一个新的角色,它是除政府以外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改进社会组织管理,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会组织建设蓬勃发展,并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职责。但是,我国由于立法的滞后,社会组织建设尚存在很多问     

新时期社会组织在民生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李春霞在《齐鲁学刊》2012年第3期撰文认为，新时期加强和改善民生建设，应更加注重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在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全面推进民生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各级党委、政府应该正确认识到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是补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良方，是特殊群体分忧解难的依赖，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参与主体；同时应该积极借鉴国外经验，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法治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思考

倡导秩序的社会组织管理价值导向要求摒弃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以政府供给法律秩序的法治化间接管理模式来替代。社会组织管理的法治化并非"政府依法管理社会组织",而是将政府及其公共权力与社会组织一并规范到法律框架中。创新的基本思路是由政府法治化来推动社会组织管理法治化,具体步骤是在统一的"社会组织管理法"的指引下建立政府监管社会组织的责任机制和政府、社会、市场的合作机制。     

从救灾捐赠角度分析灾害社会治理政策发展

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依法协助政府开展灾害救助工作。自然灾害救助遵循的"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原则,就体现了多主体协作救灾的治理内涵。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芦山,每次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社会组织都在不断探索适合它们参与灾害救助的新领域、新业务和新方式。实践证明,社会组织在救助资金募集、志愿服务开展、灾后重建支持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社会组织已然     

参与式社会治理的温州三重奏——基于社会组织的视角

<正>在温州基层现代组织治理体系中,在政府、市场、社会三元路径构建中,政府依旧是强势主体,市场的力量的基石依旧发挥作用,社会组织依旧在扮演参与式治理的角色。温州基层现代治理体系依旧在维持"市民社会"固有的平衡:政府、市场、社会一直比较融洽;政府官员、民营企业家、民间人士一直比较平等。民营经济、民间组织、民间资本既是温州永不褪色的温州模式,也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精髓。温州基层社会治理的道路是若干年     

社会组织参与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探析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其中,法治社会是法治建设的基石,其本质在于规则基础上的社会自治。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自治主体,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与政府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效地弥合了国家与社会的裂痕,成为新的制衡力量。建设法治社会,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现实基础来看,都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参与。基于"制度—心理—运行—评估"的分析框架,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参与法的构建、培养法的认同、维护法的运行、评估法的效果来全面助力法治社会建设,形成"有良法、信仰法、能守法、会用法"的法治社会新格局。     

社会组织评估:困境与突破——以深圳社会组织评估为例

评估是保证社会组织发挥其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作用、矫正其"志愿失灵"现象的重要手段。评估已成为我国治理社会组织的四大抓手之一。随着我国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政府服务的重要主体后,评估成为能给社会组织带来巨大资源的一种权力。但评估却面临着体制内外的系列"评估困境",因此如何"突破困境"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圳社会组织评估的实践较好地透视了问题所在。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从非对称性共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

从生物学共生概念的提出到经济学共生理论的诞生,共生的应用领域不断延展。共生在公共管理领域中也具有适用性,现阶段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属于非对称性共生关系,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非对称性依赖和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这种关系在实践中带来了社会组织行政化、社会组织公共责任缺失和社会组织治理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政府与社会组织共生关系发展的基本路径应是从非对称性共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对称性互惠共生是两者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

王世强在《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2期撰文认为，社会组织是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其作用日益凸显。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发展历程，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基础型工具、分配型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引导型工具。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政府应该考虑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因素。     

东莞市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方向表现为政府培育公民社会力量,引导社会治理创新。广东东莞市大力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培育社会组织、探索社区自治管理模式,进行了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其关键在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培育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强企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从一元管理到政府与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等多元治理的转变。     

社会组织:功能定位、运作机制和发展取向——基于上海浦东新区潍坊社区的分析

对于"社会组织"的争论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对于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其扮演的社会角色将会是什么?其未来发展方向又是什么?政府应该如何看待和面对这个新生事物?此类问题的争论往往离不开对社会组织本身的探讨.本文通过实证调查发现,作为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运作机制的动力来源在于:"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和"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社会组织发展取向,即契约共同体的关系是社会组织发展取向的一种可能选择.     

从管制到多元治理:社会管理模式的转换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社会管理模式的转换:由管制走向多元治理。原因有四:一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催生了多元利益主体,奠定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二是社会组织的崛起,使政府有了新的可信赖的合作伙伴;三是政府管理社会能力遭遇瓶颈;四是公民意识高涨,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条件。具体路径为:明确政府权力边界,防止权力扩张侵蚀社会;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鼓励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建立有利于发挥公民主体地位的机制与制度。     

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困境与优化--基于制度场域框架的分析

社会组织在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时存在诸多困境,已有研究多从政府主导角度进行分析,这并不能真正解读相关困境。本研究以B市C区为个案,运用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收集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第一手资料,并提出社会组织运行的制度场域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服务供给中存在的服务目标、服务过程和服务能力等困境已经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实践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这些困境的产生是社会组织运行的制度场域中权力、规则和信息等资源的扩散机制综合影响的结果,涉及到政府、第三方评估机构和社会组织等三类代表主体。因此,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困境应当通过制度场域中各代表主体协商共治加以优化。通过解决社会组织运行的制度场域中存在的系统性困境,可以有效激发社会组织的理想功能,显著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健康发展,进而对探索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提供路径选择。     

“公民社会”概念与中国现实

中国政治的民主发展水平与中国社会的公民性发育程度并不必然是同步的。"公民社会"的概念在翻译上逐渐从"市民社会"为主演变为以"公民社会"为主,在对象范围上逐渐从现代都市扩展到整个国家共同体,在行动主体上逐渐从城市居民的自愿结社和现代产业分工下的非营利组织,扩大到包含农民的各种结社的所有公民组织,在与国家的关系上逐渐从强调独立乃至对立转而强调非行政与非营利属性下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社团作为组织实体是公民社会的外显方面,而公民精神则是其内在品质。公民社会已然是中国的现实,这不仅是由中国的宪法所预设的,而且是由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和广泛的公民结社很现实地代表着的。     

论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以广东省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管理为视角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人,公民社会的构建日益成为我国社会建设中的热点话题。在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对社会生活采取的“政治社会一经济社会一公民社会”三分模式之下,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培育和规范管理大量社会组织,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建立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     

工业反哺农业的实现机制和路径选择

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是中央依据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反哺的主体应当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反哺的实现机制包括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和社会机制;反哺的政策取向是"造血"型反哺、重点型反哺、适度型反哺;反哺应遵循统筹协调、互利双赢、效率公平、循序渐进等原则     

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与当代社会治理创新

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回答了"为谁建设"、"靠谁建设"和"怎样建设"的关键问题,为今天的社会建设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从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优势和不足两方面看,当代社会治理创新主要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即坚持以人为本,建设服务型政府;重视精神教育的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常态化建设;重视基层社会组织和群众的作用,培育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重视制度建设,实现社会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政府社会管理的误区及观念变革

社会管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为宗旨,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保障社会服务,为人类社会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活动。从主体角度看,社会管理包括政府社会管理和社会自我管理两类,本文所谈的社会管理侧重于前者,即政府在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