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还是"容共"?

“联共”和“容共”都不是孙中山本人的原话,而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后来对孙中山的中共政策的不同概括。但二者比较,“容共”比“联共”更能客观准确地反映当时国共合作的具体情况。当然,这只是基于历史事实的考察,决无任何贬低中共之义。     

论孙中山“联共”的思想

联合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将涣散无力的国民党改组为领导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以有效地进行反帝反封建和重造民国的斗争,是孙中山晚年革命战略思想的核心部分。对于孙中山晚年“联共”一事,国内外史学家的认识和解释不一致。本文对孙中山“联共”的原因、目的、政策及其行动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一、孙中山是“容共”还是“联共”? 对孙中山晚年允许与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一事,中国大陆的学者称之为“联共”,而台湾及海外的学者则称之为“容共”。长期以来,国民党的官方与史     

黄埔军校里的江西人

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联合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合作.同年5月,创建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3月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郊区珠江的黄埔岛上,故习惯地称之为"黄埔军官学校".     

孙中山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特别是他晚年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找到新的革命道路以后，更焕发了昂扬的革命精神和斗争勇气。他坚定地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这种精神和勇气。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是在1922年夏陈炯明叛变之后才确定的。在此之前，他虽然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有过接触，但还没有下定联俄、联共的决心。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马林建议下，表示愿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反对帝国…     

廖仲恺的安危观

廖仲恺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他积极协助孙中山先生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先后担任工人     

论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制定“联共”政策的内因

20年代初期,孙中山领导中国国民党人制定了“联共”政策。这一致策的制定有其内因和外因,并且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试就这种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内因作一探讨。一、“联共”的政治思想基础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世界革命形势     

论孙中山对国共合作方式的表述——兼辩“容共”与“联共”

长期以来,关于孙中山对国共合作方式的表述问题,史学界一直存有分歧。一般地说,港台史学界把它表述为“容共”,大陆史学界把它表述为“联共”。为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港台史学界坚持“容共”说,否定“联共”,称“联共”是中共在孙中山逝世后编造出来的;大陆史学界则坚持“联共”说,批驳“容共”是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背叛。进入80年代后,部分大陆史学家开始认可“容共”说,但在“容共”的内涵上,他们认为:孙中山“容共”中的“容”,意在“容纳,接     

回忆周恩来追查杀害廖仲恺凶手的片断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会议后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安排了各部部长,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彭素民与黄埔军校

<正>彭素民(1885—1924),字自珍,江西省樟树市店下镇韶塘村人。他19岁开始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一生忠实执行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理论到实践均有建树。尤其是参与黄埔军校筹建,从考试规则的制定、学生推荐、军校筹备处成立、军校组织建设、党员考选到开学庆典,整个过程事无巨细,他都亲自参与,贡献卓著。参与筹建1924年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创办了一所新型军事     

试论大革命时期的两种统一战线思想——与刘永明商榷

刘永明同志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发表的《论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制定“联共”政策的内因》一文,对于进一步研究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形成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但刘永明同志在结论部分作出孙中山等国民党人“最早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的论断,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初步形成,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和平崛起”到“和谐世界”

"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是中国近期提出的外交新理念."和平崛起"是对以和平的方式,通过不断增强自身的相对实力,从而成为世界强国这一动态发展过程的理论阐述."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目标.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表明"和平崛起"的中国是维护世界繁荣与稳定的重要力量,展现了中国勇于承担世界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必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海选"、"直选"的比较与选择--福建省村级换届选举试点的调查分析

文章根据作者2003年寒假在福建省村级换届选举试点调查所获的资料,对村委会选举中所采用的“海选”、“直选”两种方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海选”、“直选”都是现阶段村委会选举可行且有效的两种方式。但“海选”更能体现民意,更具有发展前景,更有推广意义。“海选”与“直选”的模式选择与农村具体的经济社会条件和主体素质高度相关,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作具体选择;同时,要尊重大多数村民意愿。     

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实现“三统一”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的,实现“三统一”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相对稳定的,其中在实现“三统一”的手段和目标上,必须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原则。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风格即人"与"文如其人"辨析

“风格即人”是布封提出的论点。对此 ,我们不应与中国文论中的“文如其人”进行简单比附 ,而应作具体的实际分析论证。风格是西方文论中特有的范畴概念 ,指反映作者精神个体性的形式 ,而非其他 ,故风格一般成为品评、鉴赏作品的标准之一。中国文论史上实际并没有这一概念 ,正如“意境”之于西方文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