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合作型信任:一种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信任图景

如同对人类历史有不同的划分一样,信任在人们的认知结构中也有不同的判断。习俗型信任和契约型信任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的两种信任形态。现代社会需要的则是协商合作型信任。在协商合作型信任的基本框架下,主客体互信是前提,理性协商是基础,倡导合作是灵魂。这种信任形态具有显见的时代价值。它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能降低社会治理的运行成本,激发社会成员的互惠意识。因而,是一种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信任形态。     

信任:社会基石

<正>在汉语中,"社会"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时指"村民集会",后有"志同道合的人集会"的意蕴。在西方,Society(社会)一词最早见于14世纪,意为"同伴间友谊深厚"。可见,无论中西,社会本原均含信任之意。信任亦被公认为是当代社会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价值需要。因为,人际关系的维系不仅靠亲情、友情,更重要的是靠信赖;     

现代社会与社会信任

在现代社会中,信任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有限的个体信任,而成为普泛的社会信任,从而使制度性因素在信任关系建构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制度不仅作为信任关系和信任活动得以展开的外部环境因素,保障着信任活动的顺利展开和发展,而且因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功能与作用而成为信任关系中的信任对象,构成现代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从制度的基本特点和功能出发,探讨现代制度对广泛社会信任的作用。     

社会信任与道德诚信建设

<正>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速度加快。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相互适应"问题日渐突出,社会信任与个体的道德诚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话题。人们长久以来普遍相信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道德进步的观念受到怀疑,似乎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精神生活的空虚相携而来,经济增长的加快与社会信任及道德诚信的衰落相互交织。如何从理论上梳理、认知、评判     

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体系的瓦解与重建

转型期,我国传统以血缘和地缘为表征的熟人社会所建立的"人格信任"日渐瓦解,随之而来的陌生人社会,需要依靠"制度信任"来保障承诺的实现,而在我国,"产权虚置"为根源引发制度信任的失效,同时宗教信仰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信任的瓦解。要重建社会的信任,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完善"硬性"的制度设计,也即进一步深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必须从"软性"的信仰上重新建构。     

用产品信任夯实社会信任的基础

企业诚信是产品信任的保障,产品信任是社会信任的基石,完善企业诚信机制、打造产品信任体系是构建社会信任的最基础工作,也是建设社会信任最直接、最实在的途径。     

社会地位评价对信任文化生成的影响探究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信任理论认为,信任文化对于一个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化进步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信任文化的生成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通过对广西调研资料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社会地位评价对信任文化的生成有比较重要的影响,积极的社会地位评价有利于信任文化的生成,消极的社会地位评价影响信任文化的生成.     

论现代公共生活对社会信任的高度依赖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科技成果的广泛运用,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日益频繁,社会公共生活空间逐步扩大并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交往活动之前提的社会信任,在维护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公共生活对社会信任系统的依赖性明显突出.构建现代系统信任,需要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共同努力.     

社会公平与政治信任——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的实证研究

社会公平是转型中国秩序重构的价值标杆。本研究基于"程序"与"实质"两个维度,将社会公平划分成程序公正和结果公平,并考察它们对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明显弱于高层政府。相较于制度绩效和价值观念,社会公平已构成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伴随着社会转型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序公正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强于结果公平的效应,这说明农村居民对社会公平的需求呈现"后物质主义"的特性。     

论信任与社会和谐

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信任度较低,社会资本匮乏,这导致了经济发展的缓慢,阻碍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消除信任危机,建立高强度社会信任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的迫切要求。     

筑牢社会信任基石——建立一个高信任度社会

社会信任是人类文明的基石和社会互动的桥梁，没有了社会信任，社会进步将会付出较大的成本代价。近年来，社会上出现假冒伪劣产品酿成事故、助人为乐反成被告等热点话题，表明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社会信任危机。积顿推进社会信任建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紧迫需求。鉴于此，本期专题围绕社会信任的话题，从社会信任类型、社会信任模式、社会信任建设等角度进行多方位探讨，以期着力实现社会信任建设的深度思考、深度认同和有效推进，全面提升社会信任建设在维护社会和诺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信任的破坏与建设

信任渗透于一切社会交往活动中,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作用,是社会团结的道德基石、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和社会中最重要的整合力量之一。     

社会融合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移民群体,社会融合状况是考察该群体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描述性统计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处于较低水平;回归分析表明,经济融合、社会关系融合、文化心理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均产生了一定的显著影响,但作用方式存在差异,凸显了社会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维性。     

起点信任与过程信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北大核心

合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良好关系形态,实现合作治理需要以政府认同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和合作治理系统的建立与维护为前提。合作与信任具有同构性,信任机制可以解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从起点信任和过程信任等不同信任阶段看,政府对社会组织低度信任的刻板印象在于政府制度供给能力的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实现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伦理力

作为伦理实体与道德主体间的价值托付,公共信任建设目标在"信任"而关键在"公共"。基于此,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伦理规范力要求伦理规范的设计要合情、合理、合时,强化伦理规范践行效果的监管与反馈,谨防知而不行的伦理伪善;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伦理监督力强调监督的伦理本真是求真与向善,突出道德信用机制在伦理制衡中的积极作用;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教育实践力要求家庭监护人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教师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政府应以公共事件为契机公开而透明,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道德引领力倡导政府要通过顶层设计形成道德引领制度化,形成全社会尊重、效法道德榜样的伦理风尚,舆论传媒则要秉持职业良心,以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夯实道德引领的社会基础。     

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如何重塑公众对政府信任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工作非常关键的公共课题。社会资本理论家对于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没有形成共识。为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CGSS2005调查数据基础上,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存在区域差异。在区域差异前提下,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显著提升了城市居民对政府信任,无论是实质性社会资本——"普遍"信任和互助行为,还是形式社会资本——开放型的社会网络,均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区域的社会资本对于提升政府信任不具有与个体层次社会资本同样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创建社会资本过程中,依托开放型社会网络和社区为平台,树立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培育互助文化和合作精神,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从而创建政治资本,提升政府信任。     

公共服务社会化过程中的社会信任重塑机制

社会信任是社会组织得以实现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关键。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行政信任对社会信任的挤出效应、以社会组织为核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较为薄弱、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等原因,社会组织陷入信任困境。基于社会信任理论,要以社会性机制、特征性机制、过程性机制与规范性机制重塑社会信任。以A镇民建消防队有效参与消防服务供给为例,社会组织以声望资本为切口,以需求共识为导向、以公众参与为手段、以建章立制为抓手,推动人格信任传递组织,实现价值目标一致性,推动组织运作透明化与规范化,重塑并强化了公众对社会组织的制度信任。     

透析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生发的解释性框架及信任化危机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生长动力并非是单一、静态的配置结构,而是"市场"、"国家"和"社会"三个维度的对接、融合或集成,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结果。与此同时,由于相关政府部门对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心存芥蒂和部分公众对公民社会组织丧失应有信任,致使中国公民社会组织"信任"社会资本的存量则是十分的稀薄。     

论重建社会信任的基本路径

重建社会信任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首先要坚持依法治国,确立法治的权威性,使人们形成对法律制度的高度信任,从而实现从人格信任到制度信任的真正转换.其次要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再次要建立、健全和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奖励守信者,惩戒各种失信行为.最后要注重道德教化,加强诚信教育.     

传媒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合肥市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我们对媒体与大学生的信任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印刷媒体的总体性使用对他们的政治信任有积极的影响,但网络媒体的总体性使用对他们的社会和政治信任的影响却是消极的。多年来,中国传媒研究者有关媒体政治、社会效果的研究,一直存在着媒体宣传动员效果和宣传回飞镖效应的争论,但本研究的发现既不完全支持前者。也不完全支持后者,我们还对相关的发现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