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与道德诚信建设

<正>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速度加快。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相互适应"问题日渐突出,社会信任与个体的道德诚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话题。人们长久以来普遍相信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道德进步的观念受到怀疑,似乎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精神生活的空虚相携而来,经济增长的加快与社会信任及道德诚信的衰落相互交织。如何从理论上梳理、认知、评判     

协商合作型信任:一种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信任图景

如同对人类历史有不同的划分一样,信任在人们的认知结构中也有不同的判断。习俗型信任和契约型信任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的两种信任形态。现代社会需要的则是协商合作型信任。在协商合作型信任的基本框架下,主客体互信是前提,理性协商是基础,倡导合作是灵魂。这种信任形态具有显见的时代价值。它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能降低社会治理的运行成本,激发社会成员的互惠意识。因而,是一种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信任形态。     

政治学视域下信任概念多元关系探析

在社会学领域中信任概念是一个被广泛讨论并且已形成基本共识的一种理论观念。但在政治学领域中对信任概念的认识与讨论仅在近年来开始有所涉猎,在政治学视域下的信任概念呈多元化发展,从多元关系角度可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社会信任、政府信任与制度信任。这四种信任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相关性,共同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和谐与政治秩序的实现。     

新时代社会公共信任建设的伦理基础

公共信任的核心要义是伦理普遍性,实质则是公众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诸领域伦理普遍性诸形态的信任问题。政治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在权力,要强化规范性的伦理建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严治党,确保权为民所用;经济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财富分配的正义性,对公权与财富私通、市场主体间恶意竞争要零容忍;文化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真、善、美,产业化过度是文化领域伦理普遍性祛魅的直接诱因,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事业发展,确立讲政治、扬正气、促和谐的价值目标;社会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伦理风尚,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气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伦理。     

当代人际信任问题的伦理研究

人际信任,是当前学术界在信任问题研究领域发掘出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本文主要对人际信任问题根源的反思、研究的伦理视角,以及在构建当代社会人际信任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希望构建和谐的人际信任关系,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社会地位评价对信任文化生成的影响探究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信任理论认为,信任文化对于一个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化进步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信任文化的生成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通过对广西调研资料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社会地位评价对信任文化的生成有比较重要的影响,积极的社会地位评价有利于信任文化的生成,消极的社会地位评价影响信任文化的生成.     

政治信任模式的根本分野及演进逻辑

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可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模式。政治权能结构和制度化水平决定了传统与现代政治信任的根本分野为信任结构中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权重。传统人格信任向现代制度信任演进的基本逻辑是: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政治逻辑的形成和国家制度成长;演进的基本轨迹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逐步成长,并最终实现人格信任的制度化。这在根本上是凭借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特别是制度化不信任体系建设来实现的,主要表现为提高政治预期、降低政治风险两种机理。搞清楚政治信任模式的分野与演进逻辑,对中国转型社会政治信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表征探析

政治怀疑、政治冷漠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主要表征,它不仅折射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渐趋增强,而且对我党执政基础的破坏性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为此,地方政府唯有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建设一个高效廉洁、关注民生、诚信守责、民主法治的政府,有针对性地化解公众信任弱化危机,才能赢得并巩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可持续信任。     

转型期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表征探析

政治怀疑、政治冷漠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弱化的主要表征,它不仅折射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渐趋增强,而且对我党执政基础的破坏性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为此,地方政府唯有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建设一个高效廉洁、关注民生、诚信守责、民主法治的政府,有针对性地化解公众信任弱化危机,才能赢得并巩固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可持续信任。     

信任:社会基石

<正>在汉语中,"社会"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时指"村民集会",后有"志同道合的人集会"的意蕴。在西方,Society(社会)一词最早见于14世纪,意为"同伴间友谊深厚"。可见,无论中西,社会本原均含信任之意。信任亦被公认为是当代社会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价值需要。因为,人际关系的维系不仅靠亲情、友情,更重要的是靠信赖;     

企业信任及其发展途径探析

企业信任是市场经济中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之一。个体信任的品质并非刚性,强制、互惠、文化习俗和交往时间可以增加信任。企业可以通过在其内部建立现代化的管理制度,积极培育和发展企业文化,开展多次重复交易和树立以“责任”为核心的企业价值观等途径来维护和发展企业信任,从而合理配置资源,节省交易成本,提高企业效率,以保证企业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传媒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合肥市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我们对媒体与大学生的信任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印刷媒体的总体性使用对他们的政治信任有积极的影响,但网络媒体的总体性使用对他们的社会和政治信任的影响却是消极的。多年来,中国传媒研究者有关媒体政治、社会效果的研究,一直存在着媒体宣传动员效果和宣传回飞镖效应的争论,但本研究的发现既不完全支持前者。也不完全支持后者,我们还对相关的发现进行了讨论。     

政府信任的实质及其民主生成机制

在政治系统中,信任自身并不能自动成为社会善德,有时反倒可能被利用,成为一种权力控制的手段.因此,政府信任必须是理性的有限信任,是一种有节制的信任.民主行政既强调政府与公民进行合作互动,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又保留一定程度对政府的理性不信任,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为建构和谐的政府信任提供了多元化的生成机制.     

现代社会与社会信任

在现代社会中,信任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有限的个体信任,而成为普泛的社会信任,从而使制度性因素在信任关系建构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制度不仅作为信任关系和信任活动得以展开的外部环境因素,保障着信任活动的顺利展开和发展,而且因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功能与作用而成为信任关系中的信任对象,构成现代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从制度的基本特点和功能出发,探讨现代制度对广泛社会信任的作用。     

政府信任适度下降的合理性研究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信任的结果,由于公众理性的进步、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革,政府信任水平的适度下降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由于公众意识形态的多元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不足,政府信任的过度下降易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在允许政府信任的适度下降与避免政府信任的过度下降之间寻求一种均衡——意识到政府信任的适度下降的必然性;从政府的单一主体管理转变为多元主体共治;加快体制改革;在整合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改革政府结构和管理方式;建构一套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国民价值观体系。     

论信任与社会和谐

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信任度较低,社会资本匮乏,这导致了经济发展的缓慢,阻碍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消除信任危机,建立高强度社会信任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的迫切要求。     

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体系的瓦解与重建

转型期,我国传统以血缘和地缘为表征的熟人社会所建立的"人格信任"日渐瓦解,随之而来的陌生人社会,需要依靠"制度信任"来保障承诺的实现,而在我国,"产权虚置"为根源引发制度信任的失效,同时宗教信仰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信任的瓦解。要重建社会的信任,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完善"硬性"的制度设计,也即进一步深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必须从"软性"的信仰上重新建构。     

浅议社会诚信建设

正社会诚信建设已成为贯穿我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主旋律,打造社会建设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对诚信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社会诚信建设的现状分析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1](一)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强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诚信人格易在社会流动非常小、比较封闭的亲缘空间和熟人社会滋长和延     

新形势下政府信任建设问题研究

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是政体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体制加快改革,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转换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剧,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政府＂信任危机＂。对此现象我们应该高度关注,并深入探讨政府遭遇＂信任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加强政府信任建设的对策和措施。     

习俗型信任对公民法治意识成长之影响探析——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再思考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存在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习俗型信任发生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在习俗型信任的基础上产生了非理性的合作,这种合作既可能是有益于社会或群体生活和交往秩序的,也可能是有害于社会的。从历史发展的层面看,民主和法治相伴而生,而习俗型信任是否也会对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的公民法治意识的成长产生影响呢？本研究以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为例,通过交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对习俗型信任与公民法治意识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层面的剖析,并探讨如何逐步促进合作型信任的形成进而培育公民法治意识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