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三十年国民政治心态的嬗变

“总体性社会”中的政治心态特点 中国民众的政治心态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中国改革开放所引发的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社会”，这种“总体性社会”的特征在于“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即国家具有强烈的自主性，几乎控制着社会的全部资源，有着独立的目标，在制定国家政策时往往是作为自主的行动者而存在，并不只是反映某一个阶级的要求，更多的是体现了国家自己本身的利益和目标，对社会有着很强大的吸附能力，不仅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西方的社区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领导人在许多场合都曾经说过，农村的村民代表大会、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城市的社区，是中国基层民主的三大支柱。民政部也有这样的设想，希望通过社区来重组城市社会，以适应市场经济以后，人们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这种变化，并通过社区的普遍建立和发展来逐步推进中国     

“纵向民主”助中国平稳转型

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不同的国家，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也有差异《中国大趋势》一书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认为，通过政府权成与民众意志的双向互动，中国逐步建立了有别于西方的“纵向民主”机制这种模式在不颠覆现行体制的前提下逐步提升社会的自由度，有效避免了西方“横向民主”可能造成的资源浪费与政治动荡，确保中国社会实现平稳转型下文暑他的具体论述——     

“四个维度”折射社会“表情”

2011年1月8日出版的《嘹望》周刊刊文说，“纠结”，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管理“心情”的生动写照，由此而产生的“表情”自然轻松不起来。以下四个维度更能折射出社会管理的“表情”。“宁信访不信法”。信法是调解一切社会纷争的基础。然而，现实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信访不信法”倾向。     

把握民主党派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着力点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作出了清醒的论断。他强调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正视矛盾，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     

创新，中国人的软肋

中国历史上最具创新精神的时代有三：一是春秋战国，一是魏晋南北朝，一是民国。春秋时代百家争鸣自不消说，魏晋时期出现过最好的书法《兰亭序》、最好的文论《文心雕龙》、最好的文选《昭明太子文选》、最好的数学家祖冲之，民国年间则是贯通中西的大师辈出。细细琢磨这三个时代，我们会发现一个微妙的特点，它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一统”格局，     

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问题的社会学解构与应对

信任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在经济上可以促进社会交易，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的繁荣度。同时，信任也是重要的政治资源，群众的信任是执政党的宝贵政治资本。正如郑杭生同志在《当社会信任出问题的时候》一文中指出的：“只要有老百姓的信任，即使社会政策考虑得不尽周全也能弥补，有了矛盾也好解决，大矛盾化解为小矛盾；反之，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最好的社会政策也难以贯彻，小的矛盾也难化解，甚至被激化为大矛盾。”     

“胶东王”刘珍年之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疑是中国社会的黑暗时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在这些赳赳武夫中，刘珍年（字儒席）可谓一个“异类”。     

我们为什么总是不耐烦？

中国人，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     

族与群：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底色与当代价值——以关系叠加为视角

本文从关系叠加的视角，以“族”和“群”为基点分析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特点与变迁。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社会，这就是“族”和“群”。由中国的“族”和“群”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相互渗透、国家组织社会并高于社会、国家治理能力具有特殊价值。这一特点构成了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底色，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进入世界关系的时代后，一方面，传统的家族共同体解体，个人挣脱家族共同体，形成具有独立意识、利益和权利的个体；另一方面，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将分散的具有不同利益的人联合为一个整体，并形成强大的国家认同。“族”与“群”这一古老的话语因此获得当代价值。     

中国地理环境与民主政治

中国宜衣的地理环境导致商业不发达，进而没有形成强大的城邦市民社会，却彻头彻尾地形成了单一农业社会而在这种社会，分散的农民平时缺乏便于充分表达民意和议政的公共场所（如公元前6世纪，郑国子产一度保留的“乡校”），因而很难形成民主政治传统，却为强权和专制培育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如何避免官场政治“秀”而不实

朱新军在2012年第16期《人民论坛》上针对当今中国社会频繁上演的官场政治秀发表观点认为，近年来，指责官员“作秀”渐渐成了许多人的习惯，这种社会心态的产生，除了个别官员的“作假”、“忽悠”之外，原因还有两个：一是部分官员在“秀”正确的内容时。却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二是部分“作秀”因官员缺乏恒心或被误解等原因半途而废，“秀”而不实。那么，怎么引导，使官员能够在政治舞台上“秀”出最佳效果呢？对于官员来讲，一方面，必须在为什么“秀”、拿什么“秀”、怎么去“秀”的问题上进行认真斟酌和考量，以正确方式“秀”出正确内容，坚持不懈地“秀”下去。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公众的怀疑心理，并为政治生态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和社会环境。     

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三个基础性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系统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深刻回答三个基础性问题：其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看待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在当代中国出场？其出场的基本过程是怎样的？其三，在当代中国出场的新文明何以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可以发现，他们具有丰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对“现代社会是否存在不同于资本文明的新文明形态”“如何创造这种新文明形态”的思考与解答，构成他们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条清晰线索。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在当代中国出场，是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因素决定的，其经过从崇尚“社会进化论”到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学习借鉴苏联式现代化到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重大历史过渡，最终在新的时代方位隆重出场。中国创造的新文明之所以一经出场就能够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当今时代大变局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中国把握历史主动的必然结果，更是这种新文明的本质属性使然。     

内容提要

常宗耀的“政治学视野中的‘中国梦’”一文指出，矾政治学视。野来分析，“中国梦”是由“中国梦”意识、“中国梦”制度和“中国梦”行为构成的协调有序的社会系统组成。其中，“中国梦”意识是“中国梦”的灵魂，“中国梦”制度是对“中国梦”的规范要求和制度保障，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保障机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关系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即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统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指引社会治理全面深化改革勇闯“深水区”、啃下“硬骨头”的先进政治文明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强调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内在契合性，为新时代破解中国社会治理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社会治理的始终，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和完善“七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保障。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定位问题析论

当前，人们在看待社会思潮时往往存在困惑：一方面，不能用阶级性、政治性作为评判社会思潮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远离政治、奉行政治虚无，又容易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从整体性上看，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是主流意识形态现代化中的一个否定性环节，对待社会思潮的正确方式不是“选择”，而是“超越”。“超越”的根本途径是科学解答社会思潮在社会和人生层面提出的“中国未来向何处去”以及“终极关怀”这两个重大问题。     

中国社会的“底线生存”和“底线伦理”

中国其实还有许多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还是一个“跋足巨人”。这里不考虑那吸引世界的高端精神文化的发展，而只是考虑社会的“底线”。这里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底线生存”方面出现的问题，一是社会的“底线伦理”方面出现的问题。     

基层矛盾要靠民主建设来解决

甄小英、李清华撰文认为。依靠基层民主化解基层矛盾，这是由基层矛盾的现状和性质决定的。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如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局部问题就可能转化为全局问题，非对抗性矛盾就可能激化为对抗性矛盾，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就可能变为“社会动荡期”。这使得执政党和政府，必须清醒地审视中国社会矛盾的现状、性质及挑战。无论基层矛盾表现形式多么复杂。     

社会资本之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兼论中国"社会资本"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

社会资本所包括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要素,对民主的社会基础之奠定深具意义。中国传统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关系资本”,不同于现代公民社会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不利于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中国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公民社会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转型。     

网络暴力可变“暴”为“宝”

在人肉搜索之风盛行的今在，学界对于“网络暴力”的质疑声不断加大。这种质疑的存在是必然的，但我们应该转变思维的角度，善于利用“网络暴力”的价值，将其作为社会监督，思想教化以及舆论引导的社会公器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