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治理网络水军之法律思考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一些新兴的职业开始兴起,网络水军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网络水军开始偏离原来的轨道,破坏网络秩序,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迄今为止,我国对网络水军的治理缺乏法律支撑,仍然以道德约束为主。对此,不仅要从自律的角度完善网络水军管理,更要从网络立法的角度加强管理。     

从“网络水军”的运作模式出发谈其法律规制

网络作为新兴媒体不断发展繁荣,使用功能逐步深化,尽管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是其负面影响也触及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近年来产生的"网络水军"现象即是一例。试从分析"网络水军"的运作模式及其参与力量入手,考察其法律规制的必要性,从而找出对此现象进行调整的法律方法。     

网络水军的反民主危害及其规制

在互联网政治发展过程中,网络水军对民主进程产生了较大危害,主要表现在干扰政府决策、绑架民意、压制少数群体等方面。我们可以采取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措施对其进行规制,前者主要是针对网络水军危害程度和样态的不同而适用不同法律制度,后者则包括普及民主观念、提升网民信息素质和加强媒体行业自律等方面。这两种措施的结合能够针对网络水军的反民主危害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论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信任机制

公共资源网络治理是指多个相互独立的治理主体,建构出一个多元化、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共同参与公共资源管理的过程.信任机制是公共资源网络治理的核心机制并贯穿于治理的全过程,它有助于提高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主体之间合作关系的灵活性,降低公共资源治理的成本,并促进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主体间的知识共享与相互学习,提高治理效率.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信任机制构建的两条途径.     

虚拟空间“网络民意”失真问题研究——以治理“网络水军”问题为例

互联网使普通民众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表达意见和愿望的话语权。＂网络民意＂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给党和政府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但虚拟空间的＂网络民意＂失真问题,特别是＂网络水军＂遮蔽、搅浑甚至操纵＂网络民意＂,极大地影响了正常的＂网络民意＂表达,引起广大网民的不满。有效治理＂网络水军＂,防止＂网络民意＂失真,对于我们党和政府对各种不和谐因素做出准确的判断和迅速的反应,及时化解矛盾,增强社会整合功能,创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改善网络舆论生态需综合治理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人民网主办的“改善网络舆论生态研讨会”日前在成都召开,与会者达成《成都共识》。共识指出,要保证信息真实,加强对互动内容的核实,抵制恶意炒作,切断谣言的传播链条,努力带头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生态。     

制度型政治信任构建中网络认知保障功能的实现

政治信任是一国民众对政府实现其利益所持的一种积极心理预期,制度型政治信任是我国社会转型期主导性的政治信任模式,民众对政府清晰的政治认知是其构建的基础。随着我国网络普及率不断提高,网络在民众政治认知保障中的核心地位愈加凸显。在制度型政治信任构建中,大力加强网络政治沟通以开诚布公、积极回应网络政治质疑以变堵为疏、有效治理网络政治谣言以去伪存真是实现网络政治认知保障功能的三重路径。     

“西三角经济圈”府际信任的机制构建

以重庆、成都、西安构成的西部三角地区要发展成为内陆的增长极,需要政府之间密切的合作,而相互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是信任,府际信任是政府间进行有效合作的关键。本文从六个方面探讨了建立府际合作的机制问题。     

中美之间的“不信任”问题及解决路径探析

自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在起伏动荡中不断向前发展,两国关系的内涵也随之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经过后冷战时期的大起大落,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逐渐趋于稳定。然而,中美关系基本稳定的背后依然有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和矛盾。追根溯源,中美之间主要问题和矛盾产生的症结在于两国之间的不信任。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如下:加强对话,减少误判;加强制度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信任秩序——由西方社会信任的模式反观中国之信任现状

<正>在现代社会中,信任是不以感情为基础而以理性为基础的。随着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人们之间的信任将主要依靠合约及公平的制度来取得。     

中韩新型伙伴关系与朴槿惠政府的“信任外交”

20多年前中韩建交结束了冷战时期朝鲜半岛南北集团对峙的政治格局,中韩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关系迅速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中韩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四个发展阶段,但注入的"正资产"是主流,产出的"正能量"在不断深化中韩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的战略定位不断被赋予新内涵。中韩关系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两国政治与安全领域协商沟通交往密切,但两国政治互信度有限;中韩经济贸易合作广泛,互利共赢,成为助推两国关系的"合动力";中韩关系的拓展深化得益于民相亲、地缘邻近、文化相通等得天独厚的优势。"信任外交"是朴槿惠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基调,中韩两国能否在信任的基础上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韩朝建立南北信任关系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政府信任的建构:“五位一体”的策略及其途径

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的情感依托和理性预期,表现为一种具有建构性的政治关系.政府信任往往直接源自公众各方面生活经验感受的安全感、满足感、尊严感、认同感和幸福感,根植于政府绩效所营造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传承、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等整体网络环境之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为导向,深刻把握政府信任的合法性来源,可以正确引导和评估政府的行政行为和政策,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铲断“寄血验子”的灰色产业链

“寄血验子”的流程及原理 “单独二孩”政策落地后,很多想生第二个孩子的家长非常激动。然而激动之余也存在担忧。2014年6月,家住郑州的张小姐怀上了第二胎。由于第一胎是个女儿,这次怀孕,她非常想要个男孩,可张小姐担心第二胎又是女孩。于是,她想托熟人做B超鉴定孩子的性别,但一打听,得需要怀孕16周才能看清楚。那时孩子都4个月大了,如果不要,就得做引产手术,不仅伤身体,还有可能永远不能再生孩子了。     

网络舆情中的“网络推手”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网络舆情得到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随着网络舆情中的公众参与度的不断增强,局部问题和个体问题可以在网络上转载和讨论,并迅速传播,且可能演化成全局问题和公众问题。因此,研究网络推手的形成、发展及特点,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利用网络的技术可控性以及管理层面的引导,是应对这一问题的重要对策。     

论联合政府与“信任宪章”的可行性——来自英国的个案研究

在全球范围内，政府正面临着信任危机。电子政府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这个问题。虽然电子政府带来的巨大收益也可以从联合政府(joined-up)中获得，许多国家仍然注重通过对信息和隐私的保护，来建设政府与公民交易时的公共信任。英国的改革领先一步，建立类似“服务宪章”的“信任宪章”来提升公民对政府处理和共享个人信息的信任度。本文通过回溯“信任宪章”在英国的发展天历程来评估其可行性，并认为，在技术允许之前，其它国家不应该学习该模型。     

公开、信任与监督——由“郭美美事件”看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

通过对郭美美事件的分析,指出了慈善组织在管理方式、信息披露、组织运作和监督等方面的不足;提出只有公开慈善信息,透明化运作,接受制度监督,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适应3G移动信息下社会公众和现代捐赠方式的发展。     

网络论坛的“有限公共性”及其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

在网络公共领域,意识形态安全与公共认同、信息把关和舆论一致等因素有关。而从公众、公共空间、公共舆论三个构成要素的典型特征看,网络论坛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它只能看作是一种有限公共领域形态。这种有限公共性所暴露的公共理性的缺失、公共空间的失控、公共议题的多元化对意识形态安全形成冲击。在网络论坛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有效进行意识形态引导,是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网络反腐”与政府“善治”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继续释放强烈的反腐信号。当前"网络反腐"兴盛,人民依赖网络反腐的热情高涨。然而从治理角度看,腐败是不良治理的后果,解决腐败问题,要从改善政府治理入手,即政府要做到"善治"。     

专家公信力:“嵌入”式信任的发生和运作机制——以食品安全事件为例

当下中国的信任危机,弥漫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存在于各个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活跃于每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内部。公众与专家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现实:一方面,为消除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公众确实需要一些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权威人士来解惑释疑;另一方面,专家公信力却在不断下滑,专家与公众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公众对专家的信任,以食品安全事件作为研究信任的切入点。同时根据对信任概念、内容以及类型的具体定义,从经验和控制两个角度分析公众对专家的信任是如何发生的,从公众对专家角色期待的角度分析专家存在的能力不足和品德缺失,从社会变革和科技发展的面向分析公众自身主体性的发展和话语权的兴起,进而得出导致公众不信任专家的各项影响因素,为重建专家公信力指明方向。     

论“网络反腐”

“网络反腐”作为新的历史时期打击腐败的新兴手段，已经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舆论监督不断发展，公民知情权亟需体现的历史条件下，它一方面显示了其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和弊端。因此必须对“网络反腐”寄予理性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