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法律教育——以中国法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视角

中国正朝着法治社会的方向艰难地行进着。亚里士多德说：法治是良法得到遵守。良法需要人来制定,良法的遵守也离不开人的因素,这些人主要是法律人,“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古训,在今天仍然是真理。法律人不是天生的,需要法律教育来培养。现代的法律教育是培养法律人的高等教育,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中国作为世界的一员也应当概莫能外。     

我国高职法律教育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进入 2 1世纪的中国高职法律教育在蓬勃发展的同时 ,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如何在办学中实现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这是摆在每一所高职法律院校和每一位法学教育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找准自身定位 ,寻求正确发展方向和途径是高职法律教育的关键所在。     

社会分层与法律调控

社会分层具有两面性,它可能激发人的创造性,激励人们从事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活动,推动社会的发展,也有可能产生种种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阻碍社会进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调控社会分层本身所具有的两面性,在保证不产生激烈矛盾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分层的积极性。这就要求我们寻求一种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提出法律调控的具体方案,以期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宪政

宪政的理论和实践为何最初源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从宪政的民主、法治、人权等要素出发，与中国古代的民本、人治、家族本位两相对比，探寻中国古代无法生发宪政观念的缘由，并由此论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认同法的价值需进行法律教育

在我们中国谈法治 ,有着其特殊性 ,在占我国人口 80 %的农民 ,只有很小一部分能够对该价值予以充分的理解与领会。只有教育才能够将法治的根本理念灌输到广大民众的心灵中。所以 ,法律教育在我国显得尤为重要。     

创意的法律定位及法律保护方法

近几年,我国创意产业快速发展,创意的新颖性和可操作标准已难以发挥作用。采用“因果关系”标准来认定创意,在认识创意的法益特征后构建梳理创意的法律保护方法,可有效解决实践中的创意纠纷。     

法律高职学生培养目标定位研究

法律高职教育近几年在我国迅猛发展。但由于对法律高职学生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导致法律高职教学管理出现误区和混乱。法律高职学生培养目标的定位,应是理论和实践能力培养并重,使学生能“像律师那样思考”。     

中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引发了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发展需求对传统司法制度的猛烈撞击和现行体制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给执法工作带来的挑战."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已经不容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变革时期由司法机关各自推进的改革,打破了新中国漫长的法制发展历程中长期保持的高度一致的协调,检、警冲突,检、法冲突的矛盾日益凸现.     

法学教育创新的新模式——法律诊所在法学教学中的功能与定位

法律诊所教学是一种创新型的法学教育模式。法律诊所在教学中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增进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加强学生对法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上,而且突破了传统的法学教育教学模式,增强了法学教育的整体效果;通过法律诊所教育,也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增强实践教学能力;同时使法学教育本身在法律意识培养、法律思维提升、法律信仰形成方面更加科学化。     

开发区管理主体的法律定位

为体现开发区经济发展的“窗口”功能和“小政府、大市场”的理想体制，开发区管理体制应该定位为：一级人民政府或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享有开发区全面的行政管理职权并承担与一般行政管理主体相区别的行政责任。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定位

本文认为和谐社会是在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社会建设目标,应该对和谐社会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进行审视、定位,以法律控制下的社会这个逻辑起点来衡量和谐社会,以法律的观念与价值来定位和谐社会。强调法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完善法制是对和谐社会的支撑,而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依赖于法律制度的推动,必须借助于法治的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定是一个法治社会。     

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借鉴

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具有鲜明的特色:法制目标上强调"立善法"与国家兴衰的辩证统一;法制体系上自成一派,以律典为核心,又有多种法律形式并存;制度内容上体现出创新性与传承性的辩证统一;推崇礼法并用,刑事法与职官法发达;坚持人本思想,严格审慎的法律适用。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法律智慧和制度成就,值得当代挖掘和传承、择善而用,其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借鉴在于:重视立法质量,追求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吸收古代法律体系建构的优势,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制体系;崇尚礼法并用,发挥德法共治的治理效能,完善对公职人员的立体化监督体系;传承人本思想,追求和谐共存共处的法制文化。     

新世纪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期盼

中国法律史研究工作的改进,在理论上,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如实确认法律史是人类解放自身的历史,是中国法制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不断发展、不断增强的历史;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必须全面地收集资料并严格考证.     

中国古代法律运行动力机制研究

中国古代法律经历了从家本位到国本位最后到国——家本位的发展历程，精神品质上存在结构性缺陷：只具国家（或集团）本位而不具个人本位；在最根本意义上，忽视甚至否定个人权利和利益，片面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一种反人本主义的法律运行观，也是一种单纯国家主义的法律运行观。因此，其法律运行动力机制也相应地存在结构性缺陷：单纯依靠外部力量推动而缺乏内部力量的驱动，法律社会化的动力不足，法律社会化程度普遍较低，法律难以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服从，最终使中国社会难以走上法治之路。     

社区法律服务的性质定位

当前,社区法律服务的定位存在着公益性还是营利性、政府推进还是社会推进、物本主义还是人本主义的争论等几个方面。定位准确与否会极大地影响今后社区建设的法律服务走向,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的研究意义在于,其是努力争取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利,更在于其是实现法治中国化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话题。我国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我国的法治实践。     

法律信仰是现代中国人的创造

关于法律信仰方面，学术界已有所涉及，先后出版了山东大学法学院谢晖教授的著作和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主编的书籍，但这两项成果仅限于话语方面的研究，比较抽象，应从法律实际运作之层面切入，通过古今中外民众法律生活的实例，来诠释法律信仰的内涵、本质，功能以及它与建设法治国家的关系。     

论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平衡

现阶段中国的法律强制性浓重而法律信仰却呈现缺失状态,然而两者对于中国法治社会的建立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平衡问题成为一个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论文分析了中国法律强制和法律信仰的现状和形成的原因,探讨了法律强制和法律信仰的关系,并揭示了平衡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意义,最后提出了平衡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若干建议。     

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思考

电子证据作为证据使用,在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均没有异议。但是,电子证据在证据法律体系中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定位,这在立法上以及审判实践中均有矛盾。本文试图从电子证据的特点、法律地位等方面入手探索这一问题。     

论合伙人格的法律定位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谈论合伙的人格问题，倒是合伙在现实中的表现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研究它的存在。合伙人格究竟为何，这不仅事关民事主体属性的理论问题和法律体系的构建，而且更关乎法律实践中众多合伙人的利益和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