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网络民意理应被导向网络民主

21世纪的中国已经全面迈入网络时代。互联网络的发达,使得网络民意成为当今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大亮点。网络民意不仅代表着中国人公民意识的全面觉醒,也日益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和左右社会公正的强大力量。在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进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网络空间,引导网络民意回归理性,在缔造网络民主的基础上,逐步全面实现社会民主。     

买卖合同标的物风险转移的类型化立法模式探析

当代买卖合同标的物风险转移规则已经摆脱了单一政策考量下的抽象立法模式,形成了以多重政策为考量的类型化立法模式。其中“,转移货物控制”和“避免在途划分风险”是最重要的两个政策考量,贸易诸情形的风险转移时间节点在这两个政策考量的指引下形成了“因地制宜”的规则,以适应现实之需要。我国《合同法》应当在顺应这一立法潮流的基础上,将类型化立法模式的精神彻底贯彻于风险转移规则之中,以弥补目前立法中的缺失和不足。     

当代中国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探析——以电话初装费政策调整和取消为案例

描述和分析了1990年末期以来由传媒参与、促进公共政策议程的个案。在该个案中,社会意见表达得以实现,促成了公共讨论,并导致了政府对在公共讨论基础上形成之民意的政策回应。对这一进程的发生及促成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研究表明: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过程有三个重要关节点:民意表达、公共讨论、政府回应。在这个过程中,传媒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它充当了形成公共意见的"公共领域"的角色与功能。除了探讨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过程与机制之外,对本个案中表现出的遗憾与局限也做了讨论。通过本个案研究,希望为当代中国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互动问题提供一个微观视角。     

俄罗斯的儿童保护与社会保障

俄罗斯针对儿童的保障措施名目繁多,关注提高儿童和有子女家庭福利的立法问题,以满足本国根据国际公约和宪法要求对社会保障福利的需求。通过对俄罗斯儿童保护法主要内容的描述,分析阻碍儿童福利立法发展的原因及立法应当考量的因素,对我国儿童保护事业及相关立法提供相应的借鉴。     

困境与出路网络民意的

王垄、张扩振在《学术界》2012年第9期撰文指出，政府对待网络民意存在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网络民意能够成为规范政府行为、实现良好治理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又担心网络民意失序，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这一矛盾心态源于网民的双重属性：它既有真实性、草根性的优势，又有非理性、偏颇性的不足。通过对网络民意困境的原因所做的理论解读和现实分析可知，为了使网络民意有序化发展．政府应当从培养理性网民、拓展民意表达渠道、强化信息公开、柔化网络民意引导等四个方面进行制度建设。在此基础上。     

《民法总则》人文关怀的三维再考量

在时代和民意的呼声中,《民法总则》应运而生,且载满浓浓的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从民情与民意、财权与物权、环保与社会三个维度再考量,期待能够有益于广大人民群众深入系统理解《民法总则》的内容,提高自己的法治素养,并用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有益于促进民法典的编撰工作。     

立法规划问计于民好

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就今后5年的立法规划公开征询民意,此次征询民意没有时间限制,市民有何意见和建议,随时可通过相关渠道传递(引自6月23日《人民日报》)。昆明市5年立法规划共确立26件立法项目,通过网站和有关渠道,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和建议,问计于民,把完善法规草案的调研、论证等贯穿于立法的全过程,让群众参与立法项目的意见,这对于发扬民主,听取群众意见呼声和要求,对于集纳民智,听取民意,集思广益,提高立法的透明度,增强立法的科学性,减少立法中的失误,提高立法质量等等都是大有裨益的。立法“问计于民”,是由让群众被动参与变为请…     

网络民意在公共决策中的双面解读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催生了网络民意的形成。互联网的虚拟环境一方面为网络民意的表达和生长提供自由空间;另一方面,数字鸿沟导致的网络主体结构失衡性问题,网络空间虚拟性、匿名性导致的网络主体去责任化及群体极化问题,又削弱了网络民意的真实性。因此,在政府公共决策中,对网络民意应该秉承"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原则兼收并蓄,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民意依据而正确地加以引导、甄别和合理吸纳,同时加强对网络民意的舆论引导。     

网络监督、预防腐败以及政府应对

互联网的普及,民众民主意识觉醒,腐败屡禁不止和反腐机制不健全以及民意表达渠道的不畅,极大促成了网络监督的勃兴。但是,可操纵性和欺骗性、非理性和情绪性、极端自由性,以及网络监督的民意背离性、新闻性和时效性都是值得警惕的问题。反腐机关应当依法规范网络监督;建立网络信息快速反应机制,抢占舆论主动权;主动求变,建立政府引导的网络监督模式,实现政府与网民的良性互动;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上占得先机。     

相对合理主义:传媒与司法冲突衡平之向度

传媒是传播信息的媒介或方式,表达自由始终是传媒价值选择之核心。司法是法定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性活动,司法的核心价值观应当体现为对公正的不懈追求。传媒适当监督司法,有利于司法公开和司法民主,但传媒监督异化也会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对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平衡中,逐渐形成了司法对传媒宽容论与抑制论两种倾向。中国语境下司法对传媒无法过度宽容,亦无理由过度抑制,在司法对传媒激进的抑制与消极的宽容之间,相对合理主义可以为问题解决提供一种可能的范式,我们应当通过实现传媒自由基础上的自我克制与司法独立基础上的程序正当来衡平传媒与司法的冲突。     

中国互联网领域立法体系化建构的路径

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不能仅着眼于立法的数量和速度,更应当注重立法的科学性。为实现我国互联网立法的体系化建构,必须明确信息时代立法更新网络因素全面介入的全局立法理念,平衡"防控"和"引导"两种价值取向的基本立法思路,树立网络主权维护,网络"无边界"特性和网络数据核心的立法视角,并着力推动网络信息数据、网络犯罪、网络政府建设和网络国际法输出四个重点立法领域。     

坚持依法执政 重在领导立法

领导立法,符合现代各宪政国家中执政党履行执政职能的一般规律,是由中国执政党总揽全局的主观要求与立法活动的客观属性的辩证统一所决定的,是构建和谐社会创设正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因此,应当成为党实施依法执政的首要任务。党领导立法,应当以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应当科学配置立法权限,保障立法机关享有立法资源和履行立法职权,理顺同级党委与人大党组的关系,尊重支持和督促立法机关完善立法程序,提高立法技术和立法质量。     

民意表达机制:存在问题与完善途径

健全和完善现行民意表达机制,对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完善现行民意表达机制应重点从三方面着手:针对民意表达不充分问题,完善制度设计,畅通民意表达渠道;针对民意表达低效问题,完善机制运行方式,提高民意表达效率;针对体制外表达的新问题,通过多种方式,将民意的体制外表达引导至合法规范的轨道。     

论网络监督与数字鸿沟

当前,网络监督或者网络反腐存在着数字鸿沟现象,影响了网络监督参与的广泛性和网络民意的公平性与公正性。缩小数字鸿沟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网络监督权利,维护民意及网络民意的全面与完整性,有利于培育公民的网络监督意识。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发展不仅是修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还应修建信息高速公路。不应当将信息化作为奢侈品推广,要将信息化的推进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结合。加强教育培训,促进计算机和网络技能的提高。     

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网络民意与政务微博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多元主体参与国家治理越来越受到重视。重视民意、获取民意、政民互动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民意有效地弥补了传统媒体反映民意不足的缺陷,同时也对党领导下的多元治理提出了挑战。网络民意主要特点:参与者数量多、结构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个体自主发声、干扰因素少,相对真实;关注社会议题、提出建设性动议,具有公民参政议政的功能性;网络民意对国家治理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政务微博作为政民互动的新媒体工具,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即进入舆论,信息及时;微博互动,及时回应;交流互动,理清问题;主动披露,引导舆论。但政务微博也存在一些问题与局限:即身份模糊,形象不清晰;形式自由,顶层设计不够规范;面对批评言论,应对处置能力较差;追赶潮流,有名而无实。正确认识与有效发挥网络民意与政务微博的作用,对于党和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政务微博在网络民意收集与处置中的作用改进体现在:明确身份,标准化运营;停止狂热,有效整合;持续发声,应对突发;及时互动,线上线下互相配合。网络民意与政务微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提升路径:完善制度建设,将政务微博作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有效途径;鼓励党政干部认识网络民意,学习舆论、传播知识;完善舆情引导与管理,加强党在关键点的引导作用。     

传媒与司法关系思考

传媒对司法具有积极作用:正确的传媒报道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有助于遏制司法权力的滥用,有助于弘扬法治精神。传媒与司法的冲突与偏差表现为:传媒的不当报道和评论影响司法独立,传媒对司法裁判的不当抨击影响司法权威,司法和传媒所采取的不当措施能引发和加剧双方的冲突。传媒与司法存在消极关系的原因是:传媒和司法的追求不同,传媒和司法的要求不同,传媒渗透力和司法反应能力的不匹配。重构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需要做到:传媒报道要自觉维护司法权威,传媒报道要坚持真实、客观、善意原则,司法应当尊重、宽容传媒。     

网络舆情视角下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政治考量

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为公民的民主参与和政治诉求提供了新的平台,也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充分认识网络舆情的重要性,全面把握网络舆情的特点和规律,积极应对网络舆情的民意监督,建立网络舆情的快速反应机制,构建疏通民意表达的多元化渠道,建设责任政府,是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考量地方政府政治公信力的现实选择。     

外国人永久居留：立法考量与立法原则——围绕《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探讨

公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主要集中于该条例规定的合理性层面。从立法学视角看,立法位阶和立法形式才是该条例的真正问题所在。该条例授予外国人永居权的多方面内容涉及"法律保留"问题,原则上应制定法律;即使因情势所需暂时只能制定行政条例,所涉"法律保留"的规范内容也应当经过全国人大的"法条授权",以往的"空白授权"则因多个形式要件的缺乏而备受质疑。因而,在充分考察国情民意的基础上,在坚持包括"法律保留"在内的诸立法原则的前提下,尽快制定出台规范外国人永居问题的法律,应是外国人永居问题立法的正确选择。     

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的成因分析与思考

法院裁判与民意发生冲突的成因主要包括:转型社会矛盾多发与司法腐败现象存在、公民权利意识增长与表达自由渠道的畅通、司法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分离等。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问题是由个案问题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解决问题的出路应当从遏制司法腐败、改革公民参与审判的制度、增加审判程序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完善民意沟通机制等方面寻找。     

从“南京梧桐让路”事件看网络民意介入城乡规划的价值及其优化

城乡规划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需要充分的信息资源、创造性思维以及专业知识与技术,迫切需要建立起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有效机制.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网络民意参与,使公众参与城乡规划进入一个更高层次,有利于促进城乡规划的科学化发展.“南京梧桐让路事件”就是一个明证.本文借此探讨网络民意介入城乡规划的价值,并认为网络是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政府不应当忽视网络民意,相反应该重视并切实采取措施,扩大网络民意表达主体、提升网络民意表达主体素质、完善网络民意表达的法律制度以及优化网络民意表达的环境等措施,以提升网络民意参与城乡规划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