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酷刑罪在中国的设立

功利主义使得酷刑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并且使得酷刑罪的违法性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所以有必要在我国明确设立酷刑罪,并且通过完善酷刑罪定义,设置酷刑类罪,扩展酷刑类罪具体罪名来完善我国的反酷刑体系。     

简论酷刑罪的概念和特征

在人类社会过去的很长一段历史里,从某种意义上讲,酷刑是合法的。因为1 7世纪以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法典都有种种酷刑的规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酷刑问题才得到全世界的高度重视,1 948年1 2月1 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惩罚。”虽然该宣言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其关于酷刑的规定开启了国际社会禁止酷刑的新篇章。为了将该宣言的内容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国际社会相继协商、签署和批准了一系列专门的国际公约或文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寻衅滋事罪的司法实践研究

刑法第293条将寻衅滋事罪规定为独立的犯罪行为和罪名,并列举了四种客观行为,但由于该罪行为方式呈现出的多样化特征,使得它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侵犯财产权利等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有十分相似的地方,特别是寻衅滋事罪在新形势下出现了新的特点,因而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加以探讨和解决。     

当代中国的酷刑及反酷刑状况

根据我国刑法学界的普遍观点,酷刑是指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之人,故意实施或者唆使、同意或默认他人实施使他人肉体上和精神上产生巨大痛苦的行为。按照这一概念,酷刑在当代中国不可能是合法的,只能是个别公职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滥用职权的一种违法行为。一、当代中国酷刑的表现形式(一)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行为刑讯逼供现象是中国当前酷刑现象的核心与焦点所在。近年来,随着司法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的不断加强,一系列的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案件得以曝光,有关人员也受到法律追究。但是,刑讯逼供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酷刑"定义解析

在我国 ,对于酷刑的概念和内涵的认识还很模糊 ,甚至存在误解。目前得到普遍接受的酷刑定义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所作的界定。酷刑有其构成特征。我国刑法没有必要单独设立“酷刑罪”罪名。     

权利行使与财产罪的辨析

对采取非法手段救济自己权利的行为，究竟应如何予以认定，无论是国外的理论界还是国内的刑法学界都存在不同的观点，而在相异观点的背后，又各自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基于刑法机能二元论，在对行使权利行为分析考察时，应放在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的框架下，既要体现出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安全的精神，还要体现出保障公民权利的取向。     

权利行使与财产罪的辨析

对采取非法手段救济自己权利的行为,究竟应如何予以认定,无论是国外的理论界还是国内的刑法学界都存在不同的观点,而在相异观点的背后,又各自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基于刑法机能二元论,在对行使权利行为分析考察时,应放在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的框架下,既要体现出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安全的精神,还要体现出保障公民权利的取向。     

论人权保障与防止酷刑

酷刑与古代刑罚制度相伴而行 ,19世纪启蒙运动的发展 ,使个人权利得到尊重 ,人权保障成为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 2 0世纪以来 ,酷刑被视为与现代法治水火不相容的罪恶。我国一贯反对和禁止酷刑并把反酷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但是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实践中违背人权的事例时有发生。因此 ,建立一套有效防止酷刑的法律机制已迫在眉睫。     

酷刑的背后

晚清著名谴责小说家李伯元著的《活地狱》中有大量的对酷刑的描写。本文围绕着小说中所描写的酷刑的实施处所——公堂,探究了施刑的审美化现象、官员酷吏的残忍的根源在于封建统治需要权力、暴力与人性在专制意识形态下的统一,而一旦君主专制失去强制性,三者在恶的旗帜下的结盟将会使人类文明呈现为反文明。     

禁止酷刑的人权司法保护——论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要从根本上清除刑讯逼供的行为,必须进一步加大司法改革的力度,确保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遵守刑事诉讼过程的人权保护,依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的国际标准,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将我国刑事司法与诉讼程序步入国际人权司法保障体系的轨道。     

玩忽职守罪的几个问题

本文论述了玩忽职守罪的几个问题。     

“醉驾”入罪的附随后果及制度危机化解

＂醉驾＂入罪是风险刑法范式的一种规定。中国对＂醉驾＂行为采取刑罚与行政处罚二元模式,其入罪表现为抽象危险犯且使行为人实际承受了有关职业等资格禁止、丧失的一些应属资格刑的附随后果。我国应借鉴德国刑法中有关刑罚以及＂酒驾罪＂制度设计,拓展资格刑范围以符合＂新财产权＂的司法最终处置原则,构建已丧失之资格和权利恢复的复权制度,以最大程度地消解＂醉驾＂入罪的制度后危机;为化解＂醉驾＂入罪的制度后危机,需认真对待刑法第13条的＂但书＂。     

医疗事故罪刑事诉讼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由于配套法律的不完善 ,使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和刑事诉讼存在不衔接的问题。必须尽快修改有关法律 ,改革现行医疗事故鉴定体制 ,以增强鉴定结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之一 ,须经司法审查之后方可作为定案的依据 ,而不应将其作为立案的前提和判决的唯一根据。     

关于网络造谣入罪问题的法理检讨

网络造谣入罪的限度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政治与法治问题,必须特别慎重。将网络造谣解释为寻衅滋事罪更是一个应当理性对待的问题,不可无限放大,否则,可能形成某种过度的刑法解释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两高网络诽谤解释"第5条第2款将"网络"笼统地解释为"公共场所",并将"网络秩序"解释为"公共(场所)秩序",没有将刑法规范语词"公共场所"及其秩序之"媒体手段意义"与"现实空间意义"区分开,不符合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4项的文本原意;寻衅滋事罪之"公共场所"与"公共场所秩序"是一个明确的刑法规范用语,其文本原意只能限定为现实生活中的车站、码头、广场、交通要道等公共场所及其秩序,并不包括网络上以及其他媒体上表达和交流思想情感的秩序,司法上将不针对具体个人的网络造谣行为定性为寻衅滋事罪缺乏合法性与正当性。寻衅滋事罪本身具有"口袋罪"恶名且其容易将较多违法行为通过"过度解释"入罪的特点,因而当其涉入网络领域时更需保守解释和谨慎从事。在立法论上,将不针对具体个体的网络造谣行为增设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其实质是将原先已有规定的一般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升格为犯罪行为,其有违刑法谦抑性且不具有刑事政策上的正当性,应考虑将犯罪圈限缩为有组织实施的网络造谣行为,将增设罪名设置为"组织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     

重刑刑事政策对反酷刑立法的影响

重刑刑事政策是指在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上具有重刑主义的倾向。所谓重刑主义,就是无论轻罪重罪一律适用比较重的刑罚,在重刑中再根据犯罪的轻重分出等级的主张。重刑主义在中国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在中国历史上,原是法家所倡导和推崇的。按照商鞅的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1]。韩非也认为,“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2 ] 。因为在他们看来,“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3 ] 。也就是说,对重罪处以重刑,可以制止重罪,但用轻刑未必…     

医疗事故罪研究

一、医疗事故罪的概念 根据1997年刑法典第335条规定,医疗事故罪,是指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所谓“严重不负责     

新刑诉法视野下酷刑遏制的三重路径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非法证据的排除以及对重大案件的同步录音录像,这些新增内容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每一项又都有各自的意义,共同架构起我国酷刑遏制的三道防线。文章详细研究新增三项制度的确切含义,分析其中立法的进步意义与实施困境,并提出实践中完善适用需注意的问题。     

滥用职权罪主体要件问题研究

现代国家须以制度来体现科层制,体现政治权力。在我国,国家公职人员代表国家来行使公共权力。为了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进行规制,刑法对滥用职权罪进行了规定,但学界对这个罪的主体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分歧。“国家工作人员”不宜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来界定,具体到滥用职权罪更是如此。而以“国家公职人员”取代“国家工作人员”,则能体现其作为法律概念本身的确定性和科学性。但语词的改变从来不能够代替社会现实的改造,如果只是改变表述方式,其意义仍然非常有限。     

刑法应增设“侵夺罪”

当司法实践中出现某种法无明文规定而又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立法者应考虑将其规定为犯罪。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侵夺罪”。其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主观方面为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歪曲事实、伪造证据,凭借法律权威公然强行夺取数额巨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该罪与诈骗罪、伪证罪、妨害作证罪在犯罪构成要件上均有明显的区别。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理研析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研究 ,首先应理清其与无罪推定原则等刑法、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关系。从规范层面看 ,对该罪实行行为的界定应坚持不作为说 ,并认该罪的立法模式并非法律推定。从社会分析角度看 ,尽管该罪受到舆论的攻击 ,但是并非为该罪在立法上的阙失 ,而是整个反腐败机制疏漏所致 ,因而并不能由此否定该罪立法上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