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新思路

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关键,也在于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与互相制衡。这就需要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11月12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尽管作为学术概念早已出现,但还是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文件。会议公报还多次使用"治理"、"社会治理体制"等字样。     

“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这是千年传下的古训,世所公认的天理,在"多元化"日益成为"基本价值观"的当下,它仍然要当仁不让地成为治国执政勤政的最高理念。"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治国安邦的定力,社会"维稳"的第一要义,非"食"莫属。史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也罢,历朝更迭中的刀光剑影也罢;冯小刚拍摄的《1942》惨不忍睹、饿殍遍野的一幕也罢;资深记者、学者对1960年代3年大饥荒的调查、争论、当事人的回忆录也罢;世界史上的印度大饥荒、爱尔兰土豆饥荒、前苏联乌克兰大饥荒、非洲尼日利亚大饥荒也罢,都不竭地证明着"以食为天"这一真理的颠扑不破。"以食为天",其实包含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两大课题。"粮食安全"又包括自然、社会两个方面,而后者也即社会方面则是首要的。古老《诗经》     

“社会”可以找到“组织”吗?

<正>行政部门立法公开向公众征求意见,这一被概括为"开门立法"的现象,在当下中国已然十分普遍。但广州这座一直被视为开风气之先的城市,展示了它与众不同的社会活力。10月30日上午9时30分,中山大学"百年红楼"马丁堂。一场"在规范与激活之间:社会治理创新论坛"正在举行。会议汇聚了30多位来自广州各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学者、律师、人大代表和媒体人。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近日在广州公益圈及媒体引起广泛争议的《广州市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细则》),这份征求意见稿早在10月16日就已经在广州民政局     

阻遏公共资源“私有化”

一个没有公平正义来为"富"辩护的社会,留下的后遗症,就是握有或不握有权力的富人没有安全感,渴望权力庇护,对占有社会稀缺资源变得"蚀骨"。在中国,很多现象的"过去时",往往还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2011年5月,故宫博物院的建福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等昔日"皇家禁地"变富豪"私人会所"的壮观景象,突然被舆论聚焦。群议汹汹中,管理部门打破沉默。     

市场经济的“罪恶”与“美德”

正不论是伯克、黑格尔、阿诺德,还是默瑟尔、哈贝马斯,事实上都在担忧市场经济的思想渗透到所有的人类关系之中,进而瓦解人类社会的"温情"。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下滑,问题的焦点经常落在"市场"身上:多少"罪恶"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又有多少"美德"是市场经济培育出来?回想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就不得不让人唏嘘,为了确立或否定"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而进行的辩护,曾经是如此的激烈。然而,放在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中国内部对"市场     

社会建设走向“现实主义”

<正>通过官僚机构的运作来解决社会问题,其实是孤单的。它需要一个有力的盟友:社会有机体作为权利主体的参与。中国社会处于一定程度的撕裂中,有待修复,执政党和政府对此有高度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毕竟,"社会"如果不行了,其它的都会失去根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因如此,执政党强调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把社会建设作为"五个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提出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有专门论述。这是一个宏大、深远的战略谋划。     

如何走出“坏社会”困境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有能力避免社会崩溃,这个社会必须具有经得起"有知状态"考验的公正指标,主要包括:稳定可信的游戏规则,得到可信保护的个人自由,可信的共同利益。社会的一个真相,就是权利、利益的博弈。社会生态的恶化需要各方面的制度设计和生态重建来消除。在社会博弈中,如果只是一部分人赢,没人愿意一直按这个游戏规则陪着"玩"下去。而在分配权利、利益的博弈中,修改旧的、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回应现实的挑战,这就是"改革"的重要含义。2013年,中国也许已经站在一个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进一步的改革,无论是对于执政党,还是整个社会,以及30多年来的改革进程,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超越"。     

从“破烂村”到“淘宝村”

如今淘宝网简易家具销售额的80%被东风村"垄断"。东风村的崛起,说明了"信息社会"赋予"农二代"一个崭新的机会。农民可以直接和市场进行对接,把很多中间环节的费用省去了,相对来说农民在交易中的地位得到了加强。     

阻止“破坏性反应”

无论社会心理机制是诱使一个人向内攻击,还是向外攻击,都表明它不适合人们在心理上的生存。因此,防止自杀和暴力,被还原到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一命题上。即使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活到现在,大概也无法对现在中国一些人的自杀作出解释—比如不时出现的"自杀秀"、"直播自杀"。这些自杀并不符合"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反常自杀"的特征,     

“扁案”解密，马英九“强硬”到底

注销"扁案"机密的社会和政治效应,仍在岛内持续发酵。一向被人视为在政治斗争中"中规中矩"的马英九,从并不想为"扁案"解密到"一撸到底",个中原由,或许包含四方面的因素。     

社会管理新政的“贵阳模式”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发展到今天,一个由各界名流所组成的精英阶层已经发育。在早就存在的"政治吸纳"之外,如何让他们作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现一个稳定社会必不可少的"多元共治","贵阳模式"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观察点。     

从“彬彬”到“要武”

社会"变狠"是一种长期的文化、体制互动的结果。从几十年前就开始、到"文革"达到顶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教育,一直强调"狠斗"、"无情"、"要武",而中国传统提倡的"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近代以来从外部世界传入中国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等新传统,全都作为"封、资、修"被严厉、彻底批判。"狠",是当时"政治正确"的重要内容,"彬彬"被弃,"要武"成风。     

陌生人社区中的“广场舞大妈”

"广场舞大妈"和居民的冲突,是中国在"城镇化"背景下全面迈入陌生人社会后,因缺乏契约精神,对公共空间划分的权利之争。在中国的社会空间中,原本已经"退"下来,看起来对社会走向不会产生影响的大妈们,在聚集于广场跳"广场舞"后,突然变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她们因为在广场上制造噪音,频频地与那些休息权、正常居住权受到严重干扰的居民产生冲突。这一冲突似乎无解。     

社会“变狠”

万物皆流。社会从来就不会一直呆在它曾经呆过的地方。在向"未来"的演化中,或者在表层,或者在社会结构的内部,隐藏着一些神秘的符码。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我们仍能够模糊地感觉到,现在的中国社会,和去年,和过去几年,在氛围、心态上已经有了一些不同。这个不同,就是社会变狠的趋势,正在被加剧。     

美国“有病”

严重精神疾病如此集中高发于发达西方的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的性质。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病毒"根源在于文化:从社会成员的自我定义和个人身份角度讲,这些社会存在选择困难,以至于许多人迷失了方向,只能随波逐流。     

农村社会政策“维稳”作用的有限性

当代中国存在着以社会政策促农村稳定的"福利共识"。事实上,农村社会政策的"维稳"作用较为有限,因为现阶段影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与农民的社会权利直接相关的"生存性抗争"和"进取性抗争",而且社会政策对"好中央坏地方"的政治心理的强化虽然有利于大局稳定,却难以抑制农民针对基层政府的"维权式抗争"。要维护农村稳定,必须警惕单纯依赖社会政策的倾向,推进农民的公民权利的全面发展。     

“大部制”有利于问责

对官员问责的日趋普遍是本届政府施政的显著特点之一。这是由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与体制性障碍的矛盾日益突出决定的。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把市县政府作为"辖区内住房保障、住房供应和房价稳定工作"责任主体,便是典型的例子。可以预计,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问责的进一步加强,会促使地方政府在政府机构设置上与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相协调。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比较薄弱,出现了"缺位"或"不到位"的现象。改革最大的挑战将来自于在充实社会     

平谷区总工会“创先争优”活动“提内功”

随着全国"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带领广大职工,在市总"重点工作"和平谷区"一区三化五谷"总体战略的指导下,大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此次活动中,平谷区总工会以活动内容为契机,进一步促进了平谷经济、社会以及工会工作的稳定和发展.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血汗群体”节后归来

如果说"二代农民工"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无法逆转(因为他们已经退不回农村),那么,"三代农民工"的登场,有可能会加剧建立在社会排斥、权利贫困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