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前法制建设的关系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前法制建设的关系何宝玉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变迁，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封建的以君主行政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被打碎，以＂刑＂为中心的依附于行政权的封建等级法律制度被彻底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法...     

从公义到公共:“公法”概念在晚清的演进

"公法"是我国近代以来第一个法律新词。古典文献中,"公法"多指国家法令制度或公理。时至近代,通过译介的西方法学作品,"公法"获得新含义。从《万国公法》系统介绍国际法并大量使用"公法",到《公法便览》首先清晰定义了"公法"为国际法。在当时,国人接收以"公法"来诠释西方的国际法概念乃是基于对其公义诉求。在此之后,通过留日学生对日本法律体系的介绍,"公法"一词的含义再次发生转化。日译法学术语中"公法"指代定义公共关系的法律。"公"不再是公义,而是强调公共、公权力。近代法学术语的引入实际上反映了深层次的中西日文化互动,"公法"含义的变迁,也体现了中国法律体系的近代化。     

论中国近代化进程与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

中国社会后发外生型的近代化进程，决定了外来文化传播的必然性，并凸显了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一是循序渐进的规律，外来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传播经历了从表层的物质文化，到中间层次的制度文化或政治文化，再到深层的精神文化的进程；二是优胜劣汰的规律，中国近代化进程同时又是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进程；三是民族化的规律，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从中体西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充分显示了文化传播的民族化规律。     

科学的权威化与历史研究中身份意识的转换

历史研究作为一项现代事业，历史成为一门学科，始自19世纪，可以说，科学的体制化、权威化催生了历史学科。本文聚焦于历史学科兴起之初研究主体的现代身份意识的确立，认为近代科学的兴起促使研究者主体的身份意识发生转换，同时使研究主体对历史研究对象的认识获得了革命性更新。     

努力在温情的执法中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个案的公平正义

法律实施是实现立法者目的、实现法律的作用的前提，是实现法的价值的必由之路，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公平和正义都建立在一定的道德感情基础之上。理性的法律和温情的道德完全可以统一于执法行为的同一过程。尤其在改革不断深入、社会利益格局日趋复杂的当下中国，很多纠纷如果执法方式生硬粗暴就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因此执法要讲究执法方式刚柔并济并用感情温情执法以做到人民群众感受到个案的公平正义。     

法治文化及其培育探析

法治文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近现代阶段,最早形成于近代西方,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存在为前提,有着特定的内涵,具有依附性、大众性和主导性等特征。历史上中国不具备法治文化生成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条件,传统法律文化实质上是人治文化。当前中国应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制度和市民社会的完善,为法治文化的生长提供肥沃的土壤;应致力于西方法治文化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以及法治文化理论的普及工作。     

中国社会传承制度渊源追溯与历史演变

男系传承是近代之前中国家庭血缘关系延续和传承的基本模式，无论皇族、官宦之家还是普通百姓均遵循这一传承之制。近代以来，皇权被废除后，经历民国和解放以来的法律和政策推动，男系传承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当代而言，在男女平等原则之下，制度上的男系传承失去了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但在民间社会，惯习对其仍有一定维护作用，并影响着民众实践。     

论中国法律文化的第一次飞跃

论中国法律文化的第一次飞跃李交发历史上，中国法律文化经过了三个时期：早期法律文化，以神权法为特征；封建法律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近代法律文化，引进西法，杂糅传统思想，呈多维伸展趋势。其间发生了两次飞跃：第一次，从西周到春秋，由于周公、孔子的理论催生...     

做好社会再组织化这篇大文章——访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永祥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单位化社会体制解体的背景下，我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正在日益走低，社会领域的“去组织化”问题相当严重。旧式的单位化体制日趋丧失了其组织社会以及提供社会支持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大量的公民游离于社会组织、社会支持和社会福利体系以外。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永祥教授以此为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多次在报刊上阐述他的观点。前不久，记者对徐永祥院长进行了一次专访。     

中国近代比较行政法研究情况考

中国近代的比较行政法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涌现一批优秀的著作和论文，比较行政法教育也得到有效开展。比较行政法对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理论和行政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奠基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行政法的基本品质，使其具有派生性的特点，自主性则不够。     

强化法律监督

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保证依法行使审判权，正确实施法律的重要制度，对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司法实践中要求加强法律监督的诉求日趋增强。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实现重大突破，从监督方式、监督范围、监督手段等方面，强化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检察监督规定的修改成为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亮点。     

近代中国房地产行业组织合法性探究及其现实思考

本文对近代中国房地产行业组织的合法性，包括其社会合法性、法律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进行了探究，即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房地产行业组织管理以及与政府关系上的特点。并据此对我国现阶段建立和完善房地产行业组织提出了相关建议。     

契约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和作用

契约精神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成熟起来的，契约精神打破了传统中国建立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人伦社会，其现代性意义不仅在于它以经济契约手段和法律契约形式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公共精神”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分离的现代公民社会，符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法治化、现代化特点。     

近代中国慈善组织：转型背景下的运作机制及其内外关系与作用

近代中国慈善组织的产生是思想文化、社会环境、经济发展以及国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慈善组织在建设成长中设置了较为科学合理的组织机构和顺畅的运作机制，保证了慈善救助工作的有效开展。政府为规范慈善组织发展提供了政策法规、监督管理以及财政资金等支持，慈善组织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交往活动也提升了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总体而言，近代慈善组织在维持社会秩序、激发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近代化方面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制度回顾与展望

古代中国没有独立的治安管理处罚制度。近代中国独立的违警处罚法律制度是随着近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创立而建立、发展的。新中国治安管理处罚制度深受战前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苏联行政处罚制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取得了长足进展，并可能进一步在治安管理处罚的基本原则、理念，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和适用，治安管理处罚程序，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及其处罚，治安管理处罚的执法监督，治安调解等方面继续改革发展，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安管理处罚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一论述表明党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认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刻关联。它们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党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知反映近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成为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党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成果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征与优秀品格。     

中国法制史论述丛稿

该书封底介绍文字：“本书载录著名法史学家黄静嘉先生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各类著述，凡14篇。既有对于春秋决狱，传统法制的方法论、儒家化与现代化，两岸法制与法学的牵连，以及台湾本土法制及台湾旧习惯的翔实考订，亦有对于近代法制巨擘沈家本、薛允升、戴炎辉的学术历程与思想内涵的亲切阐述。著者本人纵历新旧体制，横跨海峡两岸，其一生遭际即为新旧交会之下中国近代法制史之见证，因而，所思所虑，即为中国近代法制史之自陈。凡此见证与思考，均于本书中举纲张目，娓娓道来，读来别有感受。”     

理性与自由:西方历史哲学精神引论

渊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理性与自由的精神—文化传统 ,在经过中世纪基督神学千年笼罩的漫漫长夜后 ,终于犹如初升的太阳一样照耀在为伟大的文艺复兴所开启的近代世界历史的大地上。在生机勃勃不断发展的近代世界历史中 ,理性与自由以不容阻挡的生命力量开辟了自己勇往直前的发展道路 ,不断获得了它日趋成熟的典型形态。理性与自由构成了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主题、核心和灵魂 ,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神学独断和政治专制、重新塑造和全面确立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根本理念和基本原则 ;理性与自由的历史内涵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由于其革命…     

中国近代金融法治演进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从法律文化的视角

本文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分析中国近代金融法治演进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由于家国一体、以国家为本位的观念影响,近代金融法治的演进是由政府利益推动的;传统法律是权力的附庸而不是权力的约束使得政府权力不受约束并凌驾于权利之上;近代政治强权与经济实力悬殊造成国内外金融机构的不平等及政府垄断金融造成的官僚资本与民间商业资本金融机构的不平等,使得金融机构渐渐丧失自由与独立的地位。以此加深对金融法治的理解。     

关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思考

从世界体系思想来看，所有非内生型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个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融入”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就叫“近代化”。受近代史与近代化研究的影响，中国学界对“外交近代化”进程的存在及其概念与内涵等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争议状态。本文认为，“中国外交近代化”就是特指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化时期，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体系向以国际法观念为主导的近代西欧“条约体系”转型的过程。它介于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和政治学之间。“中国外交近代化”进程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完成于1943年的开罗会议。受近代国际体系的制约，制度性的不平等是其本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