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下农村重大疫情防控策略及其治理逻辑——基于河南省H村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是时空压缩的现代化中社会风险的突发呈现,具有强传播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这增加了防控和治理难度。农村社会为化解疫情防控资源不足和设施薄弱等问题,实现了由常规治理向运动式治理的快速切换,通过集中资源、快速决策、硬核管控、群众参与等方式,建立起“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体系,实现了疫情的高效防控。农村高质量的防控源于治理模式的转换,也得益于村庄日常性合作文化的培育、组织载体的建设和群众路线的坚守,这对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乡村振兴的实践及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后疫情时代社会风险防范化解研究

进入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性特征之一,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风险社会的一次鲜活注解。疫情影响下的社会风险呈现出风险生产的内生性、风险建构的主观差异性以及风险演变的叠加性等特征,而风险治理面临着难以准确预测、难以有效应对、难以分责追责的行动困境。提升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风险应对能力需要提高风险意识、加强舆论引导和推进多元治理。     

法治政府建设探析——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成立的法律依据为《突发事件应对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行政法律地位相当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封城”、全域静态管理、封控等涉及限制公民行动自由的决定机关应该依法由决定权机关做出或者由有权机关明确授权疫情防控指挥部作出决定。应根据疫情防控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及进一步依法规范疫情防控措施,以促进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建设。     

重大疫情防控背景下公安队伍战斗力保持的问题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公安民警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承担着人员排查管控、病患隔离转运、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等繁重复杂的任务。重大疫情防控工作持续时间长、感染风险大、防控标准高,对公安队伍战斗力保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重点分析在重大疫情防控背景下公安队伍战斗力的构成及影响因素,提出如何保持战斗力的方法和对策,希望能为公安队伍保持高昂的斗志和旺盛的战斗力打赢重大疫情防控战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新冠肺炎疫情下社会治安状况变化及应对策略思考——以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为例

2020年年初以来,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从武汉蔓延至全国,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期间,有效警情、发案情况、维稳工作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对公安机关如何妥善应对形成严峻挑战。科学应对疫情下的社会治安状况新变化,需要居安思危,提升应对疫情的专业化水平;统筹推进,构建科学有效的应对机制;转危为机,进一步夯实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服务发展,防止经济领域风险向社会治安领域转移;激励关爱,切实提高队伍战斗力。     

疫情防控视角下统一战线参与公共安全领域治理研究

统一战线参与疫情防控充分显示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统一战线参与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是国家公共安全治理的必然要求。新冠肺炎疫情给统一战线参与公共安全治理带来新挑战。从疫情防控的实践来看,针对统一战线在疫情防控中暴露的问题,探索建立集中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主动防范的预警响应机制、加强和改进广泛动员机制、建立应对公共安全危机人才储备机制等,有助于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助力国家公共安全治理的作用。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主要是分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部署下一步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下面,我讲几点意见。一、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控工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网络舆情的社会意涵及治理进路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舆情相对稳定。国家除了对疫情防控本身常抓不懈外,关注点需要转移到次生舆情和其他舆情的监测与防控上来。已有研究多围绕网络舆情产生的背景、形成机制、舆情引导等方面展开,鲜有网络舆情社会意涵的系统发掘。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秩序,在此背景下的次生舆情和其他重大舆情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舆论导向问题,表征着中国快速社会变迁背景下更为普遍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被唤醒。在舆情释疑方面,解读具体事件何以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时,需要发掘舆情背后结构性力量催生的诸如社会文化心态、群际歧视、网络暴力等现实社会问题。鉴于此,只有以舆情背后的突出社会问题为靶向,才能真正实现应对舆情的精准化施策,进而为网络舆情的源头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重大疫情背景下的公安监所应对机制研究

在重大疫情发生背景下,公安监所面临着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性风险、封闭环境下的快速传播风险、重症人员所外送医就诊风险与疫情传播下的强制措施变更风险,而现有公安监所突发疾病应急处置机制,又不足以有效应对监所疫情防控需要,开展公安监所疫情应对机制研究,有助于提升监所应对突发疫情的防控能力,降低疫情在监所内传播与扩散风险,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与监管安全。     

论我国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制度优势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充分展示了中国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制度优势,包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密切联系群众、全面依法治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以及善于自我完善等。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将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     

依法防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的法治逻辑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仅是一场伟大战争,也是一次国家治理的重大考验,两个多月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依法防控疫情,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和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及时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为今后我国完善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很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新时代背景下市域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思考

新时代背景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关键期,社会加快转型升级。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国际国内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微妙。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引发人们对公共安全治理的广泛关注和思考。在阐述市域社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必要性的基础上,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探讨了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公共安全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进而从公共安全意识形态、综合性风险评估、风险监测预警、危机应对处置等四个方面构建市域范围内的公共安全体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应急措施法治化——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出发点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对我国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免疫力"的检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全面防控过程中,凸显出缺乏法治思维、应急法律体系不协调、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三大方面的法治化不足问题。鉴于此,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需要树立和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应急法律体系完善、完善应急处置具体机制,构建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法治化应对框架。只有从思维到法律构架再到具体机制全面覆盖,才能依法、有序、有效防控疫情,推动突发公共卫生应对的法治化进程。     

重大疫情期间强制隔离的正当性依据及限度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了加强对疫情的防控,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采取了相应的强制隔离措施,以防止病毒的扩散,强制隔离是对隔离对象人身自由的全部或部分限制,隔离过程中应避免执行不当而侵犯隔离对象的合法权益。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通过理论层面、立法层面、执行层面对重大疫情期间采取强制隔离措施的正当性进行分析,探讨其正当性依据及限度,以期实现强制隔离与有效抗疫以及公民合法权益维护间的平衡,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维护公共健康与国家安全,实现良法善治。     

闻令即动 逆行出征 不畏艰险 冲锋在前——武汉公安机关奋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武汉公安民警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统一指挥下,在公安部、湖北省公安厅和武汉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政治担当和过硬的作风本领,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忠实践行新时代人民警察职责使命,出色完成了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北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安全保卫、严格城市出入口封控、市内禁行、小区封闭、火神山雷神山及方舱医院等医疗机构安保、公安监所疫情防控、转运送治“四类人员”等工作任务。     

统一战线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优势与路径

岁末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防控疫情的形势严峻而复杂。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战略方针和重要法宝,具有智力密集、建言献策、联系广泛等功能和特点,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各级统战部门和各成员单位的责任担当,同时广大统一战线成员也要积极行动主动作为,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汇聚磅礴力量。     

治理重心下沉的困局及其突破路径——以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为例

治理重心下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对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治理任务、权力、人员下沉分别呈现从模糊到清晰、从保留到下放、从悬浮到落实的调适过程。治理重心下沉的调适过程,表现出行政体系理性化、权责结构合理化和组织动员高效化的特征。基于此次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经验,提出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方向在于:党建引领,推进制度化建设;科技赋能,提升网格化治理效能;社会参与,实现多主体协同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恐怖活动新动向及应对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使世界各国政治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全球各地各类恐怖势力在疫情期间渐趋活跃,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趁乱发动恐怖袭击并利用与新冠病毒扩散有关的公众恐惧进行煽动暴力、恐吓公众的作案浪潮也已初现端倪。在此期间发动的恐怖袭击及进行的恐怖主义传播,其造成的危害及恐慌效果不容小觑。根据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恐怖活动的新动向,应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应对当前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     

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制度优势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感染范围最广、传播速度最快、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目前这次疫情基本上得到有效控制,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制度优势。具体来说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政治保证;坚持全国一盘棋的资源整合,为疫情防控集中了一切资源优势;坚持群众路线的全民总动员,为疫情防控汇集了主体力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为疫情防控凝聚了精神动力;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疫情防控确定了价值取向。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