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观念与经济法观念之考察--以两种法观念的差异以及与本土资源的关系为中心

在现代各国的民法与经济法的规则中 ,往往体现出截然不同的法观念 ,这些差异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公平观、利益观、自由观、效益观和秩序观。本土资源中的民法观念较为匮乏 ,但在现阶段正面临加强的契机 ;本土资源中的经济法观念较为充盈 ,并面临着更加深入的可能。面对民法观念与经济法观念的上述差异 ,立法上应注意在中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尽量做到“观念加压 ,内容减负”,而在制定相应的经济法规则时 ,则应尽量做到“观念减负 ,立法提速”     

论乾隆南巡对江南形象传播之影响——以南巡相关绘画与仿建为中心

在历代帝王巡游中,清代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最为世瞩目,其频率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重及后世传闻之广,堪称旷古未有.南巡期间,乾隆命画师相随,将江南名园、景致摹绘成图,大量仿建于北方御苑行宫.这种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植”效法行为,为皇家园林体系注入了新的生机,成就了清中期皇家园林的空前鼎盛.同时,它更促进了江南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这种移植仿制行为,是出于“视听享受”还是为“吏治民生”？对此,皇帝本人也在不断地寻求冠冕堂皇的悖论诠释.     

家庭教育观念对学生阅读习惯影响及策略研究——以外来务工子女为例

余秋雨先生曾说:“生命的质量需要阅读来锻造”,可见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关系到孩子一生的成长。家庭作为孩子课外阅读的重要场所,父母的教育观念对孩子的阅读具有很大影响。以外来务工子女为例,简要分析家庭教育观念对孩子阅读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股权众筹促进“双创”的规范化发展路线——以欧洲经验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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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政”为中心的西周初期预防犯罪思想考察

西周初期,中国上古时代的预防犯罪思想承前启后,发生了若干重要的变化,较之夏商两代有了新的发展。为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控制和预防民众的反抗,维护和加强王朝的统治,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集团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治政主张,强调“德政”,这既是早期政治理论和法律思想中独具特色的创举,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古代预防犯罪思想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公民投票与民主参与研究——以“多数的暴政”为考察中心

无论是政治思考还是政治实践,人们对公民投票都存有某种程度的迷思,但公民投票也有着潜在的多数暴政的危险。从亚里士多德在政体分类中拣选出民主政体的第五变种,认为这种以多数意志为依归的变态政体会压迫居于少数地位的高尚公民,到联邦党人殚精竭虑地设计出双重的政府结构以帮助消除党争对于美国的危害,再到多数的暴政这一说法不足以承载托克维尔对于未来人类状况的担忧,都可以作为怀疑和不信任公民投票的理据。在现代民主政府已经普遍在国家权力中嵌入人民的权力的情形下,公民投票的基本用意,亦即让更多公民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定中来,不应遭到太多的扭曲。     

观念与技术：反腐败刑事法律的国际视野与中国视角——一个以贿赂罪为样本的初步分析

观念的力量大于法律规则和技术，观念的滞后制约法律规则和技术作用的发挥，同样，观念的解放必然带来规则和技术的进步。反腐败刑事司法的实质性进步，最终取决于法治观念的进步程度。唯有以先进而正确的观念为指引，刑事司法规范和技术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举证时限制度的功能考察——以“证据适时提出”为中心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举证时限制度,导致拖延诉讼、诉讼效率低下、当事人讼累增加、法院权威受损。本文认为,举证时限制度具有实现程序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强化诚实信用原则、有利于促使当事人和解等功能,因此,在民事诉讼中建立举证时限制度势在必行。     

公私合作行为的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治安承包”为中心考察

现代行政国家行政任务不断增加,行政机关为完成行政任务,不得不同私人部门合作,公私合作兴起。公私合作行为是弥补公私合作背景下传统行政行为形式的不足而孕育产生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主要体现为行政契约和私法上的契约。通过对"治安承包"这种典型的公私合作行为形式进行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期考察公私合作行为的法律形式。     

邓小平早期市场经济思想研究——以邓小平“鲁山报告”为中心的考察

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在河南省鲁山县作了题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重要报告,即鲁山报告。本文阐述了鲁山报告形成的历史机缘,在系统地分析了鲁山报告蕴含的市场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鲁山报告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市场经济时期的历史借鉴意义。     

析清代“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以《大义觉迷录》为视角

“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民族观念。满族入主中原,清代统治者力倡“华夷一家”的新民族观念为清王朝国基稳定提供合法性依据和思想保障。从清太宗皇太极到清高宗乾隆,这一观念日渐完善,《大义觉迷录》对此观念进行了集中阐释和理论总结。     

“一五”时期的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发行——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一五"计划时期,中央政府决定连续发行5期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借此来筹措一部分建设资金.本文以上海为例,从推销公债机构的建立、宣传动员、公债的认购情况分析、推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公债的还本付息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全面考察和分析,从总体上看,这5期公债的推销情况是比较顺利的.另外,上海工商界承担的认购任务数和中央历次分配给上海的总任务数都呈急剧下降的趋势,也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力量逐渐被削弱以及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在逐年下降.     

河北儒学之精神及其现实意义——以孔庙从祀儒者为中心的考察

河北大地自古人杰地灵,儒者辈出,共有毛亨、毛苌、董仲舒、刘德、刘因、孙奇逢、颜元、李塨等八位大儒得以从祀孔庙。这八位儒者又可细分为传道之儒、卫道之儒、明道之儒和体道之儒四种类型。通过对这些儒者生平事迹、学术思想以及从祀孔庙历程的考察,可以从中提炼出大一统思想、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以及讲求实际等至今依然熠熠生辉的河北儒学之精神,为河北儒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切入点。     

必要与可行：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以民事诉讼为考察中心

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自由心证原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民事诉讼法》在将来作进一步修改时应当充分关注这个问题。     

会通中西:近代刑法变革思想的再考量——以“杀伤尊亲属”为考察基点

清末的法律变革是主动地摆脱传统法律束缚而模仿西方的法律制度,其改革的初衷是“会通中西”、“务必中外通行”.有学者认为近代的变法“事实上依然没有超出‘依从最新立法例’的境界”[1].然而,从“杀伤尊亲属”的刑事立法实践考察中国近代的刑法变迁,该观点尚有商榷之处.通过梳理“杀伤尊亲属”的立法递嬗变迁,可以窥知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法律人对于“会通中西”所作的努力,该思想是近代刑法变革的基本路向.     

“以客户为中心”的新型商业模式——CRM

正如何发掘客户、留住客户,成了众多经理人苦苦思索的问题。对于朝阳产业的旅游公司来说,客户更是无比的重要。客户,是所有企业的衣食父母,一个企业百分之八十的营业额来自百分之二十的客户这句话,更是经常被众多知名营销学学者、讲师挂在嘴边。如何发掘客户、留住客户,成了众多经理人们苦苦思索的问题。CRM(客户关系管理),也随之成为了企业管理核心中的核心。     

革命老区何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优势治理”——以赣南苏区为考察中心

目前我国有关乡村振兴和革命老区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问题视角,而较为忽视优势视角的运用。因此,将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何以实现优势治理作为主要的问题意识来源,以赣南苏区为考察中心,重点分析和探讨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研究现状、优势治理的主要内涵、赣南苏区乡村振兴的发展状况和显著优势、赣南苏区乡村振兴实现优势治理的主要路径等内容,对于推动我国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辛亥时期女子道德改良探析——以上海“女子进德会”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革命时期,伴随着中国早期现代化各个层面的渐次展开,中国的女性知识分子群体亦逐渐意识到改良女子道德观的重要性。1912年3月1日,章兆彦等女性在上海发起以改良女子道德为宗旨的进德会。女子进德会的发起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囿于民国初年政治体制的不完善性,进德会在实践层面的运作,逐渐偏离了原本的预设理念。     

现代新儒家的“法治国”面向——以贺麟为例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贺麟,其法治观念在强调继承、发展中国传统孔孟程朱陆王的心性儒学时,也注重借鉴、吸收古代以及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是中西与古今交汇的产物。对贺麟法治思想予以深度探析有助于为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本土智识资源。     

清代吏治腐败的法律诱因——以“完赃减等”例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吏治腐败特别是贪污之风蔓延的主要原因,从法律视界看,源于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对侵盗、贪污犯罪适用于完赃减等免罪例。该项法律的制定及实施尽管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但无异为侵贪犯罪提供了免死牌,因而也成为贪污盛行的催化剂,是清朝中衰的重要法律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