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古代时间观念与“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为何没有产生出现代科学?)一直是文化史上的热点话题。本文认为,现代科学以运动过程的量化为基础,势必要求精准的时间测度,因此,以中欧古代时间观念的差别作为切入点,可以在一定层面回应"李约瑟问题"。     

试解“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谜的提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李约瑟之谜"的定义出发,从古代科学和近代科学产生的途径及研究人员入手,对李约瑟之谜进行试解,最后论述了解答李约瑟之谜的意义。     

试析李约瑟关于道家言论的前后不一

李约瑟通过将早期道家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进行对比,认为道家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最主要但却容易使人忽略的是其神秘主义因素。然而这种相类比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是片面的。道家中的神秘主义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并不能等同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内部神秘主义的作用。     

早期马克思“感性”概念的现象学阐释及其哲学变革意蕴北大核心CSSCISSCI

“感性”在早期马克思那里不仅只是一个知识论向度的日常经验性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生存论向度的、具有“现象学视野高度”的哲学概念。从“何以可能”“何以界定”“何以展开”三个维度对该“感性”概念进行现象学阐释,认为“现象学视野高度的感性”的本质是对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一种“体验”,而不是人的感性直观的一种“认识”。以此“感性”概念的现象学阐释为线索,认为马克思哲学开启了“双元”变革:在本体论上,由物质本体论转变为“实践本体论”,“实践”就是作为人的一种最始源的生存情态——主客体之间本源性的一体性、对象性关联;在认识论上,由符合论的真理观转变为实践自明性的真理观。     

从“李约瑟问题”看法制变迁的规律和作用

英国当年能实现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性跨越，其基本条件为：同时具备科学技术、市场需要和法律制度等关键环节的临界性突破及其相互协调发展。相比之下，尽管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曾领先于世界，但缺乏足够的大机器、大工厂的市场需求，其统治集团也没有按照先进生产力进行制度安排的自觉意愿，因而不可能靠自身力量实现近代工业化。推而论之，要实现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生产力发展，必须处理好制度需求与制度供应的辩证关系。     

“李约瑟难题”的马克思主义论域:一种比较性探析

"李约瑟难题"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定位和重估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当代科学发展的力度和深度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纵观李约瑟的一生,无论是他的科学事业、生活作风还是他的人生理念等,几乎都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视角,通过作比较的方式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对"李约瑟难题"的影响,从而为"李约瑟难题"的解析找到一条更加科学的路径,同时也证明马克思主义在向世界的传播中,对科学史研究的转向以及科学家们的世界观曾产生过不可低估的作用。     

浅论冯友兰《新理学》之“新”

冯友兰先生为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尤其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的学术研究面临着各种内忧外患所带来的近乎毁灭的打击,而冯友兰先生正是在这种颠沛流离之中完成了"贞元六书",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同样也是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以《新理学》为主要材料入手,来对冯友兰"新理学"之"新"在何处做浅析论述。     

李约瑟的中国情结和西方理念

本文从两个侧面讨论了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时所面临的困难:一方面,李的“中国情结”使他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之评价的客观性受到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李的西方观念和他使用的西方方法亦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的探索工作。但由于出色的分析和综合,他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评论还是比较客观的。     

论列宁的《论我国革命》北大核心CSSCISSCI

《论我国革命》是列宁在生命最后阶段从总体上对俄国革命道路的回顾与总结。孟什维克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发,强调落后的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物质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条件,指责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们主张先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条件成熟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提出一种可以概括为“先夺权,后创造条件”的设想,即没有客观条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可以先取得政权,然后利用无产阶级政权创造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列宁的思想是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发展,不仅对俄国革命做了科学论证,而且为一切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对一个多世纪来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第二国际“正统”社会主义观的批判性论析北大核心CSSCI

对第二国际"正统"主要理论家的社会主义观做一个批判性论析,不但能找到他们游离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其中历史缘由,也可以从他们的"误解"中,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观作本真的"一瞥"。第二国际"正统"的"误解"体现在马克思哲学观上的"终结论",历史观上的"经济决定论"和社会主义观上的"进化论"倾向。     

中华“天下政制”及其当代价值北大核心CSSCISSCI

"天下主义"是中华各家之基本价值观,追求超乎国家观念、超越国家疆界、构建世界制度,"以天下观天下",而非"以国家观天下"。《周礼·天官冢宰》之"政制架构"不只是"治国之道",更是"平天下之道"。《礼记·王制》之"政制架构"既有封建制度、寓郡县于封建制度,又有国家制度,明显是超乎国家观念的。《荀子·王制》所谓"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论""王者之法"及其化外制度、君子制度、群分制度、有余制度等等之构想,亦均是超乎国家观念的。费孝通先生"双轨"或"一国两制"之观察局限性很大,实际上中华"天下政制"乃是"郡县制""封建制""宗藩制"混合而成之"一国三制"。贤能主义与精英主义、可持续主义与长久主义、混和主义与三极思维、文化主义与柔弱主义、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天-君-民循环生克主义等等,乃是中华"天下政制"之价值观基础。当今世界"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已趋极端,将来之发展,若不参鉴中华"天下政制"及其价值观,恐无前途。     

论绿色技术范式的制度建构——从李约瑟问题谈起

为何现代科学发生在西方而没有发生在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国？著名的“李约瑟问题”激发了中外学者不同角度的思考与激辩,其对于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启示在于,令我们明确技术发展的制度诉求,即先进的技术要素如何通过制度变革而成功地转化为普遍有效的新技术范式.现代技术范式及其引领的工业文明模式制造出严峻无比的全球生态危机,资本主义资本取向的经济制度、专家统治的决策组织制度、技术至上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消费享乐主义的现代文化等制度缺失遭到了严厉的生态学批判.要成功地实现从现代技术范式到绿色技术范式的转向,从而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进行一场全方位的政治革命和制度重建,同时需要根据国家和地区的制度背景与民众基础的不同而施以差异化的战略选择.     

论社科学术期刊的政治传播功能北大核心

社科学术期刊既是重要的学术传播媒介,也是重要的政治传播媒介。做好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需要更好发挥社科学术期刊的政治传播功能。社科学术期刊具有的政治属性、价值属性、媒介属性、公共属性,构成了更好发挥政治传播功能的独特优势。强化政治认同,创新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传承中国文化,是新时代发挥社科学术期刊政治传播功能的新要求。坚持政治与学术、一元与多样、守正与创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新时代社科学术期刊政治传播功能的实现路径。更好发挥社科学术期刊的政治传播功能,对于研究阐释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干部容错机制问题及应对北大核心CSSCISSCI

干部容错机制是为了激励公职人员创新作为的实践性制度。容错机制实践效果欠佳,甚至沦为边缘性制度。容错规范性欠缺、容错主体与性质不明、容错方式不合理、容错动力不足是容错机制亟需解决的问题。容错规范形式上须确定为法律规范,以容错范围、容错条件与容错措施为内容。容错属于人事规范,不属于行政责任规范。容错主体应当具有被容错行为人的人事权。完善干部容错机制,需要引入多元参与容错机制,赋予容错参与方程序权利并确保实质参与,保障容错行为人法定权利,做好容错与其他机制之间的衔接。     

在社会民主的批判反思中推进现代社会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动员一切积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由此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社会民主在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西式社会民主治理的困境对我们广泛而有效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提出了警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背景下的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对社会民主进行批判性反思:尊重特定的民俗风情,科学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与关系,贯穿公共性旨趣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     

略论“四个伟大”的哲学意蕴北大核心

"四个伟大"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深入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深刻总结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历史特点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论断。"四个伟大"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和鲜明的理论特质,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历史主动精神”概念溯源及其演进逻辑北大核心CSSCISSCI

历史主动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精神品格,也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宝贵精神品质。百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劈波斩浪、坚毅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与基本要求,历史主动精神具有显著的生成性特征,其概念渊源最早能够追溯到马克思,并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新时代、新征程展示出更加鲜明的特点和优势。考察“历史主动精神”概念缘起和形塑过程,阐扬其理论逻辑和语义嬗变,对于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鲍德里亚“超真实”理论的审思与批判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鲍德里亚诊断后现代资本主义症候的“超真实”,在其整个话语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拟像”“模型先在”“内爆”三重概念有机结合描绘出孤离于“真实”的“仙境”(即“超真实”)图景。从数字媒介技术架构角度看,“超真实”是数字模型操纵的真实;从编码规则支配角度而言,“超真实”是符号统治的真实;从精神世界表征角度审视,“超真实”是精神裂变与贫瘠下的真实。后现代主义“超真实”症候的铺展,使鲍德里亚意下的终结图示日趋彰显并不断被验证,但也显现出形而上学、虚无主义、技术决定论与宿命论等逻辑裂缝。     

梁启超历史编纂成就的时代特色北大核心CSSCISSCI

梁启超在历史编纂上突出地体现了勇于革新创造和自觉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二者的紧密结合,这正是20世纪初期处于民族危机关头和中西文化交流迅速发展时代的鲜明特色。他在历史编纂中的主要成就表现为:在当代史撰述上将纪事本末体创造性地改造发展,撰成《戊戌政变记》这部影响深远之作;在撰著《中国通史》的实践中,将探索"新综合体"这一宏大工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为当时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所设计的方案,既继承了易代修史的传统,又符合近代史著再现历史演进趋势、显示因果关系、总结兴亡教训的时代要求。梁氏在历史编纂学领域所取得的卓越建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和思想营养。     

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起源北大核心CSSCI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起源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乃至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尚未得到根本澄清和解决的开放性的理论问题。由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实践哲学以及辩证法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三个视角,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起源问题予以重新的梳理和阐释。这项工作对弈再文本学和哲学史的意义上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以及对于在当代的理论与现实语境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