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中的罪刑法定省思

关于中国传统法中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学界对此大致分为肯定说、否定说和其他说。各派学说都能在中国古代存在罪刑法定规定上达成共识,它们的立场分野在于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是否承载了限制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精神内涵。如果撇开中国的政治历史背景,语词上的罪刑法定是存在的,但中国传统的罪刑法定规定关注的是"此罪彼罪"的区别,这与近代意义上罪刑法定以保障人权为基石并侧重"有罪无罪"的判断,有着相当的不同,故价值冲突才是真正破解中国传统法不存在罪行法定原则的迷思之所在。同时,在否定中国古代没有罪刑法定原则时需避免对比附援引、皇权专制的曲解与误读。     

浅析唐律中重大刑事犯罪的规定

唐朝法制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成熟、定型阶段,这一时期的法典以《唐律疏议》为代表,达到了中国古代法制的最高水平。唐律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典范和中华法系的代表,在中国法制史和世界法制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是历来研究中国法制史的重点。本文以重大刑事犯罪为中心,从唐律的刑法原则出发,依据侵害国家法益和侵害个人法益的分类,阐述了其对唐朝和后世的社会影响。     

赦宥在中国古代死刑适用中的作用

赦宥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在中国古代死刑制度运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赦宥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存在具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国古代赦宥制度经历了从司法原则转变成政策的历程。报应观是中国古代赦宥制度中司法适用原则转变成政策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了达到"威慑"与"自利"的目的,在赦宥的具体适用中演变出了复杂的制度设置和种类。从客观上看,此制度的出现使中国古代死刑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制带来的司法专横,同时也使中国古代死刑制度的运行更加具有自身的特色。     

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情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以天理与人情为内容的情理观影响、规范着中国传统社会民事法律规则,确立了传统民事法律的最高要求与最低底线,其以儒家礼治思想为基础,以公允、诚信、习俗原则为表现形态,贯穿于古代社会民事立法、司法、执法制度的各个方面。天理、国法、人情的和谐既是古代封建官员追求的目标,也是民众民事行为的准则,并由此构建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人情社会。在构建中国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科学地对待传统的情理观,取其世俗化、民族化以及权利义务对等性等合理因素,为制定融传统性与现代性为一体的中国民法典所用。     

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权限制原则探析

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权的限制原则,既有来自法律的直接约束性规定,也有来自特定的司法指导原则设定的自由裁量权限制.法律规定或司法原则因适应不同案件的复杂性需求而产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适合的裁判依据或标准,目的是为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几率.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时还设计了审判程序中的纠错机制,供当事人在遇到冤错案件时作出救济选择.诚然,法律规定与司法原则并非完整地呈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是随着古代法制的发展逐渐演变和丰富起来,并在司法实践中展现了它的功能.古代法官裁判权的限制原则对当今司法制度仍不失借鉴意义.     

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探析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相结合的理论结晶。通过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主义的分析，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要求即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和以民为本。     

中国古代家法与国法的相关性探析

中国古代家法与国法的相关性探析张佩国刘立新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有两个价值核心，即“天人合一”、“家国同构”，分别反映了人与自然、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关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比较充分地表现了家国同构的文化价值原则，其基...     

中国古代族刑研究

族刑是中国古代社会盛行的亲属株连制度,一人有罪,亲属往往受到牵连而共同受刑。家庭成员为个人犯罪行为承担共同的刑事责任。族刑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其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究其原因: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家族主义的文化传统是族刑得以延续,及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根本原因。本文试通过对族刑含义的梳理、族刑的历史性渊源及其适用的一般原则,进而提升我们对古代族刑的认识深度和力度,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借鉴。     

我国罪行法定原则的法史考察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一个根本原则,本文首先介绍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和历史发展,然后对中国古代刑法中是否存在罪行法定原则进行了简单的分析。最后介绍了从西方引进的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确立过程。     

中国古代法律诠释传统形成的历史语境

中国古代存在着历史悠久的法律诠释传统 ,这一传统形成于汉代 ,与经学的发展时代相当。与西方的注释法学比 ,中国古代的法律诠释传统有其自身的特征 ,它取决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学术发展的特点。本文运用解释学的观点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法律诠释传统形成的历史语境进行了研究。     

丧服制度与中国传统刑事法——以亲属相犯为考察中心

丧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礼制和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刑事法影响很大.服制是刑事法中定罪量刑的前提和重要标准,服制案件的处理主要从亲属关系的远近出发,以"亲亲"和"尊尊"为基本原则.具体的表现就是以尊犯卑,处罚很轻甚至免除处罚;而以卑犯尊则处罚很重.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重要体现,充分反映了封建法律维护尊卑等级秩序的主要特征和儒家化、伦理化色彩.     

中国古代立法中的环境保护意识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对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立法历程进行梳理,儒家的"天人合一"、"仁民爱物"思想和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贯穿中国古代环境立法始终,并为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提供借鉴。     

族刑论

族刑论马作武一人犯死罪，家族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在古代称为“族”，故“族”者，即意味着由一个人的死罪扩展为家族成员的共同死罪。这一违背人性、情理以及古代统治者自己津津乐道的恤刑原则的暴虑刑制在中国古代常盛不衷的根源，实在是中国传统法律...     

中国古代宗教与法律关系的初步考察--一个法社会学的视角

中国是一个有着宗教传统的国家,宗教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本文着重从中国远古时代"神权法"的产生、宗法制传统宗教的"孝"和礼仪、宗教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指导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宗教观念在具体司法制度中的体现这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宗教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孝文化的法律支撑及当代传承

中国古代孝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独具特色。那么，中国古代孝文化的起源如何，其形成后又经历了哪些变迁，在这变迁运动中中国古代法律起了什么支撑作用，这种支撑又是如何将孝文化制度化并固化成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其间孝文化又经历了哪些变异等，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秦汉以降的律令将中国古代孝文化固化为了制度体系，内化为了文化传统，此后孝文化与法律互相浸染、共生共长，因此孝文化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延续至今。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弘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对中国古代孝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以明确当代法律传承的目标和路径。传统法律支撑中的若干糟粕必须抛弃，但其良性遗产我们可以传承，以为建设现代法治中国与和谐社会所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对中国古代孝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以明确当代法律传承的目标和路径。传统法律支撑中的若干糟粕必须抛弃，但其良性遗产我们可以传承，以为建设现代法治中国与和谐社会所用。     

中国古代法律对弱势群体犯罪的优恤制度

针对以老弱病残及孕、妇、幼为主体的弱势群体的犯罪，中国古代法律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确立了一系列的优恤制度，主要集中在刑罚原则以及监狱管理制度方面。不仅确立了老幼废疾减免刑罚的原则，而且建立了日益完善的悯囚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恤刑慎罚的思想和特点。     

中——中国古代法文化之价值目标

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传统。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法文化从内涵至源流都打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烙印,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法文化传统。作为这种法文化传统之内在精神,亦即其灵魂,是儒家思想之精髓的"中道"理念。本文拟从"中"的文化与法文化内涵入手,考察作为价值目标与指导思想的"中"在中国古代法中的地位,从而对作为中国古代法文化之价值目标的"中"作一大致的展示。     

正义在中国：历史的与现实的——一个初步的思路

罗尔斯所提出的正义观念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它的两条正义原则的序列在古代乃至现代其他文明中可能是成问题的。即使是其正义概念也迥异于古代社会中对应得、报复、回报的主张。此外，一种独立的生命保存原则也值得专门强调。但这一理论提示我们对制度伦理而不是人的道德予以更多的重视。未来中国正义观念的构造，应当同时兼顾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百年启蒙与革命传统和十年市场经济传统的经验，分配的对象应当扩展到权力、财富、地位与名声，并在政策上对社会底层予以特别关注。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制度中包含着一些有益的伦理含义，尤其是通过选拔生产统治阶级的方式以及对最弱势群体皆有所养的追求。就现实而言，香港蕴含自由的法治、台湾蕴含传统的民主，以及大陆不同地区的经验，对我们凝聚正义共识都有一定的启发。     

中国古代判词与当代刑事判决书对比研究

中国古代判词作为古代司法官员听讼断狱所制作的司法文书,反映着中国历史上的礼法文化传统。当下中国的刑事判决书改革,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庭审制度和制判模式,而且需要从我国的本土断案决狱文化中汲取营养,把我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发扬光大,从而更好地推动司法改革的发展。本文首先对中国古代判词进行分类,继而从古代判词的文学性特征、道德化倾向、天理、人情和法意的兼顾、文本结构和用词的感情色彩等角度探讨了古代判词与现代刑事判决书的差异,并揭示了其对当今刑事判决书改革的启示。古代判词的这些特征不仅有利于实现古代社会的司法目的,对于中国当下的司法改革,尤其是刑事判决书改革也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法律如何则天? 星占学视域下的法律模拟分析

"则天"立法、行法等可谓是中国古代法律在制定和运行问题上的最高原则。然而引为遗憾的是,传统学界长期以来似仅或主要着眼于从抽象层面的天道、天理等意义进行论说,而对法律究竟如何具体"则天"的问题则未有充分揭示。事实上,在对天予以神灵信仰的语境中,中国古人充分运用星占学说,从立法、司法、修法,乃至相关法律设施的设置,其实都在具象层面上基本体现了对"天"之物质表征——"天象"的一种间接甚至直接的星占式模拟。这种模拟即是中国古代法律如何"则天"的一种具体路径。法律的星占式模拟在中国古代有其独特的种类、微妙的策略变迁及双刃剑式的共性意义。可以说,星占学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法律如何"则天"提供了一个绝佳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