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比例失衡对中国婚姻结构影响

"光棍村"决不是偶然现象,其中固然有贫穷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性别比例失衡无疑是决定性因素。性别比例失衡对中国的婚姻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由此衍生出诸多不容小视的社会问题。解决性别比例失衡关键要起到两个效果,一是弱化人们的男孩偏好,二是规制人们的性别选择行为。     

农村青年生育性别偏好研究--基于湖北省8市16镇31村的调查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经成为了我国人口结构失衡的新问题,本文基于湖北省农村的实证研究认为,农村青年较之中年在家庭性别平等观念、对不同性别孩子的价值判断差异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对生育男孩偏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这为根本解决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研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达成与否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目的、再生育意愿。通过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面访调查,分析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进而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分析表明:(1)当前农民生育潜力巨大:65%的农村青年期望生育两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中低至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低;(2)二孩政策下性别偏好趋于优化:与长期一胎政策影响下强烈的男孩偏好相比,政策允许下"儿女双全"观念占主流,男孩偏好降低,尤其是倾向生育两孩的青年人。多种因素构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导致女性养老功能弱化,是当前性别偏好的深层原因;(3)再生育意愿差异大:六成农村青年选择再生育,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弱化。基于此,我们提出转变农民性别观念、改善计生工作方式、规划系统性保障措施、完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等对策,以引导增强更多青年的生育意愿、达成"全面二孩"政策目标。     

男孩偏好与性别失衡：一个基于需求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

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在生育转变过程中、具有男孩偏好的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人口现象,反映出在特定的文化模式下,女性个体利益与家庭和群体利益的矛盾、错位和冲突。本文从需求视角出发,阐述了男孩偏好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了基于需求视角缓解男孩偏好的初步设想。文中指出,群体层面性别差异的固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个体层次的人身安全、保障安全、地位安全、自我价值实现。为此,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必须缓解主体对儿子的需求,从易到难,由表及里,层层剥蚀,集中攻坚：首先找到需求的薄弱环节,并利用性别敏感的替代模式和替代物品来满足主体多方面的需求;然后整合力量,有效动摇儿子需求的根基,缓解男孩偏好,最终达到降低出生性别比的目的。     

农村妇女男孩偏好的“选择性理性”研究

文章从"选择性理性"的理论框架出发,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在浙江、湖北和河北等3个省份开展的"农村妇女家庭及生育状况"专题调查所取得的数据,分析了"为什么在男孩经济优势日渐消失的条件下,农村妇女的男孩偏好依然严重"的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妇女在进行生育性别的决策时存在着"选择性理性"现象。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个人意愿中的男孩偏好已经逐渐弱化,但是内化标准中的男孩偏好却受此影响很小,依然比较强烈。由于最终的生育决策是个人意愿和内化标准的折衷产物,所以导致人们的男孩偏好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显著改变。     

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男孩偏好:基于治理的视角

本文基于1990、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1995、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了多层线性模型(HLM)方法,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男孩偏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有助于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实现,但受到男孩偏好强弱程度的影响。论文结尾分析了研究结论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政策启示,并指出了局限性和未来改进方向。     

家庭关系现代化对农村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家庭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出发,运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妇女生育意愿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趋势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中的男孩偏好所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关系的现代化能够弱化农村妇女的男孩偏好。那些在抚养孩子、经济和生育决策方面都不依赖于公婆的妇女,那些生育决策受亲属和宗族影响较小的妇女,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和经济能力较强、拥有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妇女出现男孩偏好的可能性比较小。     

主观规范对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的影响:基于TRA模型及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解释

本文基于TRA模型和陕西省三县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结构中各成员主观规范对于个人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TRA模型可以适用于解释男孩偏好文化强烈地区人们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生育主体的儿子偏好态度仍然是决定其是否采取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的前因变量;社会关系结构中各成员的主观规范对生育主体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倾向均具有显著影响,但方向却并不相同,表明在生育主体的主观认知中,是否采取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是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强关系和弱关系相互博弈的结果。     

男孩偏好与父权制的制度安排——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性别分析

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其背后与男孩偏好紧密相关。本文通过6个省的实证调查,揭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父权制的三大要素:一是从夫居的婚居制度,二是父子相承的财产继承制度,三是父子相传的姓氏继承制度。这3项制度不仅仅是历史,更是司空见惯的现实;不仅仅是文化观念,更是强制性的资源分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家庭和村规民约的相互作用,更是政府的默认和法律的不作为。由此揭示中国当代社会性别制度的结构方式。     

经济发展和家庭制度变迁对农民性别偏好的影响:三个模式的比较

本研究把传统家庭制度父权、父居、父系作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三个地区调查结果的比较,发现调查地区经济发展对妇女地位和性别偏好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影响.在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性别分工对妇女更加不利的调查地区,传统家庭制度保留,性别偏好很强;而在有些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调查地区,妇女收入增加使她们的家庭地位得到很大提高,随着家庭制度发生变迁,性别偏好弱化.     

农村年轻夫妇的男孩偏好心态与出生性别选择--T村的社会人类学考察

本文在田野工作所获得的材料和体验基础上,全景式展现了现实社会生活中农村年轻夫妇男孩偏好的心理机制和性别选择的行为逻辑;试图对于出生性别选择这样一种异常现象进行研究,并且提出对策。     

我国农村性别偏好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

由于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多年持续攀升 ,性别偏好成为我国政府部门、学术界以及国外学者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但迄今为止 ,对性别偏好的研究基点大多构建于社会、文化、习俗的角度 ,而对经济视角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本文拟从经济运行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四个环节 ,对造成我国农村性别偏好的原因进行经济学上的理论分析 ,进而探寻弱化我国农村地区性别偏好 ,实现正常的出生性别比的对策。     

制度关联性视角下的出生性别比治理制度环境分析

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治理与其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存在密切关联。文章借助制度关联视角,试图从制度入手系统识别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所处的制度环境,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源和治理低效的主要原因,构建出生性别比治理与制度环境的关系模型,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制度环境中的具体制度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分析结果发现:现有出生性别比治理相关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存在着与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相协调的制度,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社会性别平等的视角,因而能够促进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治理。而同时,更多的制度缺乏性别平等视角,甚至部分制度环境与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制度产生严重的互斥,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整体的制度环境不尽人意并呈现低效的特征。     

“一孩半”生育政策的社会性别与社会政策视角分析

文章从社会性别和社会政策视角分析了"一孩半"生育政策出台的背景、目的、带来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该政策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人群中推行,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政策与生俱来的性别"短视",也由于该政策与其他相关社会政策的不协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误以及配套措施的不完善等缘故,"一孩半"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和间接地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相关。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依旧强烈的广大农村地区,在人们尚不能平等对待男性和女性胎儿的情况下,在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并不充分的前提下,推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姑息、纵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性别偏好。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梳理、协调、配套相关政策出发,通过对生育政策的改革以及社会性别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完善政策,从而真正达到推行生育政策增进性别平等的初衷。     

男孩偏好作为一种生育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

本文采用实践社会学视角,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利用对一个亲属群体生育实践的访谈数据,从时空两个维度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农村地区男孩偏好生育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在此基础上还探讨了生育政策对男孩偏好文化再生产机制的影响,发现在生育政策背景下,部分农民因为偏离传统的例行性生育路径而陷入"生育困境",并从两个方面引发男孩偏好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1.在生育困境的压力下,一些文化要素伴随生活事件不断的卷入生育实践之中,使得直接遭遇生育困境的行动者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领会到男孩的社会意义;2.亲属网络将所有亲属卷入到当事人的生育困境之中,从而引发出对生育实践的集体性反思。正是这些日常的生活事件与亲属网络使得男孩偏好文化在广泛的时空向度上延伸。     

以多层嵌入式设计确保公共政策有效执行

文章基于政策设计的多层、嵌入式结构,提出政策目标和工具体系的三个层次：在宏观治理层面,政策目的是政府发挥元治理作用,执行偏好是网络管理体系;在中观政策体制层面,政策目标是确保政策整体性,执行工具是基于权力、市场和协作的混合工具;在微观技术层面,政策指标是政策的效果和效率;工具标准是间接性、非强制性和价值共享性。     

越少就会越好吗?——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对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影响

持续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会导致婚龄阶段性别失衡,然而女性数量的稀缺并不意味着女性必然会获得更高的婚姻和家庭地位。文章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婚龄期性别比偏高地区的妇女将更有可能遭遇家庭暴力的伤害,进一步分析发现,性别失衡加剧女性遭受不同类型的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风险。文章对性别失衡对家庭暴力影响的作用机制作出进一步探究,发现性别失衡会导致婚姻匹配失衡,以夫妻间阶层差、年龄差为主要体现形式的异质婚姻可能是加剧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之一。研究还对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缓解性别比失衡对降低女性遭遇家庭暴力风险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讨论。     

以多层嵌入式设计确保公共政策有效执行

文章基于政策设计的多层、嵌入式结构,提出政策目标和工具体系的三个层次:在宏观治理层面,政策目的是政府发挥元治理作用,执行偏好是网络管理体系;在中观政策体制层面,政策目标是确保政策整体性,执行工具是基于权力、市场和协作的混合工具;在微观技术层面,政策指标是政策的效果和效率;工具标准是间接性、非强制性和价值共享性。     

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研究

文章在回顾债务治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治理的现状及原因,并提出了强化债务治理的相应改进建议。文章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治理弱化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对企业的约束软化、资本市场非均衡发展现状下的企业融资结构失衡、股权结构扭曲情况下的兼并机制不健全、破产机制不完善。因此建议从加快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推进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建立和完善破产机制和兼并收购机制几个方面强化债务融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11项“微政策”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正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以落实《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若干意见》(简称"1+6"政策文件)为抓手,坚持系统思维,针对基层党组织作用弱化、治理体系不健全、治理能力不适应、治理责任不落实"一弱三不"问题,联动出台11项"微政策",以"小切口"促社区治理"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