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

“法治”和“德治”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辩证统一的。 “法治”和“德治”的区别主要在于: 其一,二者产生的时间不同。道德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法律则在奴隶社会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法律则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道德则将继续存在,并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较大的作用。 其二,实施的方法不同。“法治”的核心是依据法律来实现管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它是由国家制定和公民     

以“理性”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看待后现代理论的“非理性”

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社会思潮,针对一些学者所认为后现代的本质是反对现代社会的“理性”,是“非理性”的。这一思潮是建立于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是对现代社会所产生“非理性”后果的“理性”反思。“理性”、客观对待后现代社会思潮对于中国当前社会的影响,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社会“法商”远比个人“法商”重要

2007年8月在《潇湘晨报》撰文指出，社会“法商”远比个人“法商”重要。他认为，纷纷扰扰的明星涉法新闻，使得人们努力撅求个人对于法律的理解、认知程度，如同情商、智商一样，“法商”一词也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但在笔者看来，与情商、智商等强调个体因素的测试指标不一样，人是个社会动物，犯罪等各种越轨行为根源在于社会，     

“社会方言”：工业化进程中“行业方言”的继续延伸

“社会方言”是“行业方言”的继续延伸，“社会方言”作为一种新兴的语言文化，不但不受社会阶层的限制，甚至可以打破区域性的局限，自成体系地产生新的“社会方言”语种。通过改革开放扩大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优化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文化心理环境，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对包括“行业方言”、“社会方言”在内的我国“第二代方言”进行强力的引导，使之尽快演进成为我国语言现代化的标志——普通话，可以进一步扩大我国语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关于“借壳式婚姻”的法律思考

该文揭示了“借壳式婚姻”对国家、社会乃至当事人本人所造成的危害,并针对“借壳式婚姻”产生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防治策略。     

略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建设

“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建设旨在从社会层面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产生的实践背景和管理模式的转变，探索“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建设路径，对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关于“第四者”现象的伦理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家庭婚姻已经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第四者”作为一种新现象给我们的家庭婚姻带来了许多挑战。第四类情感是徘徊于友情和爱情之间的另类情感。笔者从社会、文化、网络和个人四个方面对“第四者”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危害性进行分析，并建议对“第四者”采取宽容的态度和提出了对“第四者”的防范措施。     

“黄赌毒”屡禁不止的原因及治理对策

本文“黄赌毒”屡禁不止的原因有:历史遗毒的影响,是“黄赌毒”赖以滋生的土壤,社会观念的裂变,给“黄赌毒”蔓延以宽松的道德环境,非法暴利的诱惑是“黄赌毒”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原因;公共娱乐服务场所的盲目发展,给“黄赌毒”以较大的活动空间;社会防控机制的孱弱,给“黄赌毒”以侥幸的避风港。对此,提出了四方面对策。     

“双轨政治”视角下群众路线研究

中国社会政治结构自古以来就呈现出“双轨政治”的特点。改革开放后，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社会“双轨政治”呈现出新的形态，并与党的群众路线产生了紧密的联系。采用“双轨政治”理论可分析群众路线存在的问题，探析新时期党走好群众路线的路径。     

中国“三农”问题的深层根源与对策

中国“三农”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层的政治、社会、经济、现实和历史根源;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等二元体制进行重大改革。     

试论陕甘宁边区“改造说书”运动

“改造说书”运动是继“新秧歌”运动之后文艺工作者面向大众、面向工农兵普及的又一实践。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人一起，改造了旧的传统的陕北说书，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军事斗争等新内容的“新说书”，并在边区蓬勃发展起来。“新说书”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手段，发挥了开启民智，教化民众；宣讲时事，评议新闻事件；传递战争信息，稳定民心；引导舆论，唤起大众的斗争意识等社会功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霍布豪斯的“社会和谐”思想：理论实践与当代价值

霍布豪斯的“社会和谐”思想是特定时代的历史产物,有其产生的深厚的社会现实与思想背景.霍布豪斯的“社会和谐”思想对当时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社会和谐”思想强调善与和谐密不可分,社会和谐基于人们共同的理想,承认差异、鼓励个性发展,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是和谐的生活的条件.霍布豪斯的“社会和谐”思想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西方福利国家的政治实践,并被历史证明了是具有一定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霍布豪斯的“社会和谐”思想的许多要素对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有启示意义.     

“校漂族”对高校发展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伴随着高等学校的扩招,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于是在毕业生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校漂族”。“校漂族”的出现影响了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成为当今社会不容忽视的问题。高校作为培养大学生的主体不仅受到了“校漂族”的影响。而且在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方面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文章分析了“校漂族”的成因和对高校产生的消极影响,并提出了高校在解决“校漂族”问题方面的具体对策。     

从台湾地区“法律”看“两国论”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8月1日,台湾当局“陆委会”公布了一份“对等、和平与双赢——对特殊国与国关系论书面说明”,称“两国论”是从“政治、历史与法律的观点,对既存事实作明确的说明”。对此,本文仅从法律的观点,即依据台湾地区现行“法律”的规定,分析“两国论”不仅违反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原则,而且也严重地违反了台湾地区现行的条约、“宪法”和“法律”关于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规定,不具有任何合法性与法理基础。     

统一战线中的“一致性”与“多样性”

统一战线的同盟关系是“一”和“多”的关系。坚持“一致性”的大目标、尊重“一致性”的政治要求、遵循“一致性”的行为准则是形成统一战线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团结多种社会力量、把握多种社会意志、兼顾多方社会利益则是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9＋2”与“10＋1”框架机制比较

中国—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是应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国际区域合作的又一新的成果,其“合作框架协议”是最基本的法制依据。而我国南方九省区加上香港、澳门两地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则是在一个国家之内,“一国两制”之下不同省区横向合作的机制创新,它不仅受到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创新的启示,而且顺应了整个社会区域整体发展的潮流。本文将在二者的实施框架机制方面进行一定的比较,欲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法制建构献可替否。     

“互联网+”时代下的图书馆发展研究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图书馆的发展也带来了影响与挑战。“互联网+”时代的图书馆将如何发展,如何合理规划建设图书馆的各类资源,怎样用“互联网+”思维发展图书馆,已成为“互联网+”时代亟待研究的热题。     

“躺平主义”的形成机理与破解路径

“躺平主义”是一种借助网络媒体的发酵和传播逐渐演化成的社会症候和群体精神危机。多元化生存压力是“躺平主义”产生的环境因素，国外“丧文化”的渗入是外来文化因素。经过传播技术变革的传导和催化作用，“躺平主义”心理产生。破解“躺平主义”，需要精准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优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路径，重塑青年群体的劳动价值观和奋斗精神。     

论“法律社会化”

“法律社会化”是法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对该概念的内涵的阐述包括以下几种学说：“活法论”、“社会行为论”、“社会利益论”、“社会连带关系说”以及“法律社会化阶段说”。它们以各自的学说和不同的论证方式阐述了一个共同的观点，法及法的拘束力就是社会生活本身。法律社会化的功能包括实现功能、评价功能、预测功能、教育功能和改革功能。而上述五项功能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法律的重心从“个人本位”转移到“社会本位”。“法律社会化”对当代资本主义法律理论和实践具有了重大意义     

创“三户”赋予“五好家庭”新活力

八十年代初,“五好家庭”这一新生事物为促进家庭、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五好家庭”内部出现了多层次在同一档次的格局,已不适应新形式的发展.评上的没有多大光荣感,评不上的也不感到羞耻,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弱化了“五好家庭”的先进性和表率作用.面对现实,胶州市妇联打破了旧的传统模式,以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为出发点,把争创“五好家庭”活动升华为创“三户”活动即遵纪守法户、五好家庭户、双文明户,走出了一条把五好家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新路子,使广大家庭产生了新的迫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