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如何避免"参与者困境" ——基于S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的观察

如何让公众的参与行为利于公共政策质量的提升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热点议题之一。笔者认为,在探讨公众参与与公共政策质量之间的关联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关注"谁来参与"的问题,因为在政策制定实践中已然出现了诸多由于公众"参与者困境"造成的政策质量低下的现象。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现有研究的缺憾,本文聚焦如何解决"参与者困境"的问题,从知识视角重新审视政策制定过程及界定公众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并对S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中的公众参与者进行分析,发现在确定进入政策制定过程的公众参与者时可以结合参与者的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和对政策问题的认知来进行考量,从而减少或避免"参与者困境"的发生,为政策质量的提升打好基础。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若干问题的探讨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是促进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设计,要实现公众参与的规范化与制度还是许多问题需要进行研究,本文论述了实现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还需要解决公众参与的组织化问题、公众参与表达意见的实效性问题、公众参与决策的回应制度建设问题三个方面加强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设,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目标。     

论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的构建

公众参与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实现形式,是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尤其是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和事项的确定,关系到知情权、隐私权等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及其相互之间的平衡。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制度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也是合理认定公共利益的需要。然而,综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公众参与制度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缺失。为贯彻参与民主理论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要求,应当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制度。其具体的制度框架应当包括: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听证会制度;设置独立的政府信息公开审查咨询机构。     

关于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公众参与的制度设计

从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公众参与的制度化途径、引入司法救济程序、发挥民间组织的参与作用等方面来完善我国市政公用事业管理中公众参与的制度设计,将社会公众纳入到公用事业的利益协调机制中来,对于市政公用事业管理领域中公众的有序参与和保障公共利益有着重要意义。     

行政许可设定公众参与制度建构

我国《行政许可法》在制定时,对行政许可设定权的配置比较严格,然而现有的制度却难以有效规范行政许可设定权,行政许可设定制度亟需完善。公众参与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是完善行政许可设定制度的有效路径。首先,明确并区分行政许可设定公众参与的途径。其次,完善行政许可设定公众参与的程序制度。包括确定公众参与的范围,遴选公众参与者,建立公众参与意见反馈制度,建立专家辅助制度。再次,完善行政许可设定公众参与保障制度。包括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权力救济制度。     

行政征收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公共利益是法学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国家权力介入私人领域最根本的理由。现实中打着＂公共利益＂幌子践踏公民权利的事件屡屡发生,迫切要求理论界对这一重大概念做出界定。由于公共利益本身的抽象性、不确定性,使得从实体的角度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存在巨大困难。厦门PX事件为公共利益的界定与实现提供了生动的模型。公共利益需要通过公众参与程序来界定,各种利益群体通过参与机制表达利益,进行利益博弈,最终实现利益的平衡。     

大部制视野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刍议

制定公共政策是地方政府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合理分配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扩大公众参与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即将进行大部制改革.而同时由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严重缺失,导致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正当性、合法性不足.本文试图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问题以及大部制改革下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主要从制度建设层面着手对加强公众参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中国行政决策程序中公众参与的理论脉络、宪法基础及立法原则

公众参与依托于民主理论,建立在人民主权的现代民主逻辑之上。中国宪法从人民主权、人权保障、公共利益保护以及民主监督原则四个维度,肯定了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虽然当前在中国已经形成在宪法之下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部分法律的专门条款共同构筑的法律体系,但是立法实践及其效果存在立法层次不完整和立法位阶不足等问题。今后立法应着重于构建国家层面的统一法律,并应围绕明确公众参与主体、创新公众参与方式、规范参与效力制度和明确公众参与的保障制度四方面原则展开建构。     

“公共利益”无需法律界定

近年来,一些政府官员利用"公共利益"名义侵犯公众私人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学者们大都认为这是由于法律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的规定模糊不清造成的,所以,应当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但是,由于为了"公共利益"征用私人财产会造成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因此理应由被征财产的社会主体共同决定什么是"公共利益"。必须承认,法律不能解决社会实践中所有的问题。因而,公共利益无需法律界定,而应当由民众自行决定,这样才是最终解决因公共利益引发的各种争议的有效途径。     

税收正当性:一个理论命题与分析框架

税收关乎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的二元对立,是宪政的基石性范畴;宪政税收语境下,在纳税人权利保障、政府征税权规范以及宪政秩序的迫切需求下,产生对税收道义、伦理的追问——税收正当性.税收正当性包括公共利益(民主)正当性、科学正当性、法律正当性,分别代表公共利益(民主)、科学、法律三个价值维度.在实体性制度构建上,与三个价值相对应,包括公共利益、经济上可税性与比例原则、税收法定主义;在程序性制度构建上,借助于正当程序的交涉性和反思性机制,通过税收正当程序中的大众、专家及政府的三方参与机制,将三个价值因素及相应的制度实体有机结合,实现税收正当性.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程序规范对策研究

程序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实体权利 通过程序的规范来保障，现阶段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多流于形式，主 就是程序规范的不完善，因此，程序制度的设计会影响实体法律的实效。     

公众治水参与：绩效结果抑或过程驱动——基于S市926个样本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

河长制旨在形成"河长领治、上下同治、部门联治、全民群治、水陆共治"的协同治水格局。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主体力量,公众在水环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河长制实现了多大程度上的全民共治?驱动公众参与的究竟是绩效结果(包括治水主观绩效和客观绩效),还是由河长制这一创新举措所带来的制度运行过程(过程驱动)?基于S市大规模公众问卷调查数据,辅之所抽取样本河涌的客观数据,构建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公众治水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公众治水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总体上依然处于"有限参与"阶段;(2)治水绩效结果对公众治水参与没有显著的效应,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的绩效结果;(3)公众对环保信息的透明度感知以及政府回应性对公众治水参与有着显著影响,这说明制度运行的过程是驱动公众参与的主要因素。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众参与度不高的现状,不仅需要营造"开门治水、人人有责"的水环境治理氛围,更需要大力推动环保信息透明度改革,增强政府的回应性。     

论利益保障视域下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基于德国双层可持续参与制度的启示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规划制订中的法治化问题逐渐进入了我们行政法学研究的视野。由于城市规划本身的特殊性使得在规划制订程序中存在着公众参与制度广阔的适用空间,《城乡规划法》已经对城市规划制订中公众参与制度进行了比较原则的规定,但是各地政府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的适用困境。我国应借鉴德国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制度,确立以保障公众利益、防止公民权益受到过量损害为目标的制度,最终通过完善我国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具体制度,以期实现保障公民利益的目标。     

政府治理的参与式模式分析

参与式政府是这样一种政府治理模式,它允许民众广泛参与政府事务,并为这种参与建立组织和制度保障,使政府的行政行为始终置于公众的关注之中,始终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始终代表和最大限度地表达公共利益。     

构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困境及突围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面临着基本法缺位,公众参与内容规定模糊,公众参与方式陈旧,行政决策监督机制欠缺,决策后评估机制及意见反馈机制缺失等困境。完善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还需要制定基本法律,明确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广度、深度和密度;创新公众参与决策方式,完善决策反馈机制、事后评估机制,建立健全行政决策监督机制和行政问责机制。     

土地征收视野下的公共利益法律界定研究

作为土地征收的目的性要件和合法性基础,公共利益科学合理的法律界定对防止权力"寻租",保护有限耕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无论从实体的视角,还是程序的视角,我国法律对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规定都存在着许多缺陷.我们应当采取概括列举式的方法,由宪法的下位法对公共利益进行实体性质的界定,与此同时,完善对公共利益的审查、监督、救济等程序性制度.     

浅析我国环境保护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维护公众自身合法权益,弥补国家环境保护的不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通过对公众参与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的阐述,分析了我国环保法有关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现状和不足,提出了完善环保法公众参与制度的几点建议。     

《物权法》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研究

“公共利益”是《物权法》土地征收中一项重要制度。但《物权法》仅仅规定公共利益为征收的依据,并没有规定其内涵外延界定标准,这使得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判断主体、判断标准十分模糊。公共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有必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方法和政治上的手段使其正当化。我们只有通过实体制度和程序制度的双重完善,才能使《物权法》中的“公共利益”不是一纸空文,才能更好地实现对公共利益的诠释,完善征收制度,发挥公共利益的制度价值。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机制的比较与借鉴——以《奥胡斯公约》为中心

《奥胡斯公约》是目前为止对公众参与权保护最完善的国际公约,公约全面涉及了有关公众获得环境信息权、参与决策权以及诉诸法律的权利等内容。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也规定了公众参与机制,但其对公众参与的主体、方式及保障机制等方面的规定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借鉴《奥胡斯公约》所确立的机制,我们应当明确"公众"的范围,确立NGOs的法律地位,充分保障公众参与权和环境知情权,赋予公众诉诸法律的权利,完善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     

刍议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陆源污染防治机制

面对日益严重的海洋环境状况,学界、政府、企业与公民必须重新审视政府主导型的海洋管理模式,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对公众参与海洋保护的态度,为其提供参与的途径和程序,如果没有程序性的法律规定,那么实体权利义务规定就只能是一纸空文。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陆源污染防治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陆源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保障公众参与机制畅通,调动企业防治陆源污染的积极性,加强对公众海洋环保意识的教育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