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态度演变分析

自2018年10月底韩国大法院对劳工索赔案做出终审判决之后,韩日两国陷入尖锐对立,矛盾焦点便是1965年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在日本看来,该协定的签署意味着双方的请求权问题已获得"完全且最终解决",而韩国方面则以受害劳工有权提出精神层面的补偿为由,要求涉事日本企业予以赔偿,从而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不满.该协定是韩日关系的重要基石,维护了两国数十年的友好关系大局.冷战结束后,随着"慰安妇"问题浮出水面,韩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风起云涌,政府对该协定的立场也随之发生动摇,主张个人请求权并未消失,支持受害者对日索赔.但冷战后历届政府出于维护韩日关系大局考虑,努力把相关争议限定在韩国国内层面,直至文在寅政府打破默契,导致韩日贸易战爆发以及韩国国内出现巨大争议.韩国政府态度的演变与其国内政党政治因素密不可分.     

新时代的中韩关系:机遇和挑战

"萨德"问题的困境在于,韩国认为"萨德"可以保护韩国国家安全和维护美韩同盟的利益;中国认为"萨德"不是韩国国家安全的必需品,却削弱了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韩国在中美竞争中选择了支持美国,并打开了美国在其东亚盟国中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大门。这种分歧反映了中韩两国在"中美竞争"和"韩美同盟"两大结构性限制下的必然矛盾。当前,随着文在寅政府均衡外交的开展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立独行",中韩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机遇。但两国也应当对伙伴关系进行更切合实际的审视,降低对彼此的期待,加强管控矛盾和分歧,在既有共同利益基础上寻求两国关系的渐进式发展。     

文在寅执政下韩日关系的现状与前景

<正>文在寅执政以来,韩国对日政策较朴槿惠执政后期有较为明显的调整,新的对日外交路线逐渐成形。文在寅政府的对日外交,一方面秉持实用主义理念,在不回避矛盾分歧的同时,采取多种手段谋求发展与日本的伙伴关系,加强在朝鲜问题上同日本的战略合作;另一方面在历史问题上持相对强硬的态度,明确坚持原则立场,拒绝有悖民意的妥协让步。随着文在寅内政外交路线     

韩日海洋安全战略比较研究——以海军战略为视角

韩国是东北亚地区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日本则是东北亚地区唯一的海洋国家。近年来,韩日都加大了对海洋领域的资源投入,两国海洋争端问题也因此日趋凸显。而海洋争端则反过来刺激韩日两国加强海上武装力量建设,这种态势增大了两国间发生军事摩擦的风险。就海军战略比较来说,韩日双方在作战环境、作战对象、舰队结构、兵力构成以及作战理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造成的影响,使韩日双方的海权矛盾处于相对可控状态,也有可能使美国的“印太战略”加速推进,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就其本质而言,韩日海洋安全战略的差异是其战略定位与战略能力不同所造成的结果,这种差异对于韩日海权矛盾以及东北亚地区海洋战略格局产生的影响是较为长久的。     

"10+3"框架与中日政策取向

近年来出现的东亚地区合作趋势符合中国和所有东亚国家的共同利益,中日两国在推动东亚合作的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中日两国的东亚政策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乃至矛盾.如何发展共性、求同存异、化解矛盾,是我国对日政策和中日关系面临的重要课题.     

论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与日韩邦交正常化

“二战”后日本总的朝鲜半岛政策就是“两个朝鲜”政策。以此为前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不同的具体对韩政策。20世纪60年代以前,处于战后复兴阶段的日本,为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在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认识、韩国对日请求权、日韩渔业纷争、在日朝鲜人等问题上对韩采取了强硬政策。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日本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及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的角度出发,搁置日韩在殖民统治认识问题上的争议,迅速着手解决影响当代日韩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韩国对日请求权问题和日韩渔业纷争问题,实现了日韩邦交正常化。     

美韩同盟再调整的进程、路径与挑战——以文在寅政府时期为例

文在寅政府时期,美韩同盟在驻韩美军防务费用分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以及驻韩美军基地迁移等问题上进行了新的调整。这些调整是美韩两国战略利益的反映。其中,美国希望实现同盟功能的拓展,以配合其印太战略、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韩国则希望主导对朝政策,推动朝韩关系缓和,为构建朝鲜半岛和平创造条件。美韩两国通过不同层次的利益交换实现了同盟利益的协同。其中,在朝鲜半岛层次上韩国的主导性增强,在地区层次上美国对美韩同盟的控制得以加强。但是,考虑到美韩在对华、对朝认知上的差异,以上调整方案仍然面临不少挑战。     

韩日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正式开始

近日,韩国与日本财界关于签署两国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讨论进入正式阶段。2001年9月7日,大韩商工会议所朴容诚会长及日本牛尾电器株式会社的牛尾治郎会长等韩日企业界人士30余人在汉城举行了“韩日(FTA)商贸论坛”,对韩日签署FTA将产生的效果、问题以及对策等进行了主题发言和讨论。     

发展型金融——以韩日农村金融发展为核心的分析

二战后，日本、韩国相继实现经济起飞，与此同时韩日也实现了农业的高速发展。在韩日农业发展中，其农村金融体系功不可没。韩日两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属于发展型金融，将政府、社会与市场相结合，在推动农村再组织化的同时充分运用金融资源，并且借助包括成立相关金融机构、提供借贷、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出台相关支持政策等金融手段，促进了其农村金融与农业的发展。韩日两国的农村金融体现了发展型国家的理念，是发展型金融的成功范例。     

安倍政府对美政策及其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时期,安倍政府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个层面的对美政策调整背后,蕴含着安倍政府试图实现安倍晋三个性化执政理念、对冲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和制衡中国、朝鲜“安全威胁”三重动因。尽管2021年前后日美两国均迎来了首脑更替,但由于后安倍时代的日美两国在制衡中国问题上存在高度共识,因而岸田文雄政府将基本延续安倍政府规划好的既定路线,在积极配合拜登政府对华制衡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尝试提升日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与战略自主性。受此影响,未来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将大幅上升,中日关系可能再度呈现“政冷经凉”的局面。鉴于此,中国需要采取积极举措妥善处理对日、对美关系。     

尹锡悦政府对外政策调整与中韩经济合作前景

尹锡悦上台后重塑韩国对外政策,政策基调呈现对美“战略倾斜”态势,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发展“基于相互尊重的中韩关系”,选择性地开展对华合作。受此影响,中韩高技术合作壁垒有所强化,两国供应链稳定受美国因素干扰的风险有所增加,经贸合作受美韩安全合作冲击的可能性提高。然而,受制于美国自身原因及韩国经贸结构,韩美深化合作具有明显的限度,且中韩具有相当规模的共同利益,深化经济合作基础依然牢固。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韩应深入挖掘东亚市场、深化双边供应链合作,有效控制美国因素对两国经济合作的干扰,实现互利共赢。     

东亚产业链变迁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泰国的经济发展为例

自二战结束以来,东亚经济体的发展基本都深嵌于东亚产业链的变迁过程之中.截至目前,日本与“四小龙”已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四小虎”则陷入陷阱之中,东亚其他国家前景未定.根据前两组经济体的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跨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是否实现升级.对于单个国家或地区而言,东亚产业链变迁分为“产业迁入”和“产业迁出”两种情形,其中“产业迁出”为东亚经济体实现产业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此过程中,一国还需与时俱进,对其产业政策进行调节,才能实现产业升级与跨越陷阱的目标.据此可以解释泰国在21世纪以来的东亚产业链变迁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结合当前东亚产业链变迁和泰国产业政策调整的最新方向,这一规律也预示着未来泰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将面临较大障碍.     

特朗普外交理念与美韩关系走向

2016年11月9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第45任美国总统。2017年5月,韩国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当选新一任的韩国总统。两国领导人更替必然对韩美同盟关系如何发展产生影响。特朗普坚持"美国第一"的原则,注重依靠双边同盟构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亚太秩序,韩国成为特朗普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而稳定并发展韩美关系是文在寅总统外交政策的基石。美韩同盟在军事安全领域获得巩固和深化的同时,经贸领域的矛盾也日渐加剧。但总体看,美韩合作的共同利益大于其分歧。美韩同盟的加强会在很大程度上使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复杂化,给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带来深刻的影响。     

美国钓鱼岛政策与中国应对

2012年9月,日本非法将钓鱼岛＂国有化＂,中日钓鱼岛争端全面升级。本文回顾了自二战以来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的几次变化,揭示了美国依据其国家利益和在东亚的战略需要最初制造了钓鱼岛争端,随后在不同时期又利用钓鱼岛争端牵制、平衡中日两国。文章为中国应对美国的钓鱼岛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即分别从宣誓法理依据,...     

冷战后日韩关系的演变:从“伙伴”到“邻国”

总体上,冷战结束以来,日韩关系经历了从“友好”与“合作”到“对立”与“冲突”的演变,政治上由“紧密”到“疏远”,经济上由“合作”到“制裁”,文化上由“吸引”到“排斥”,两国对对方国家的定位也从“伙伴”转变为“邻国”。日韩关系的转变受历史因素、经济因素、相关国家因素以及领导人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历史因素是影响日韩关系演变的主要因素,涉及独岛(竹岛)领土争端问题、“慰安妇”问题以及二战劳工判决问题等。经济因素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2019年7月以来的日韩贸易争端以及近年来两国在出口贸易领域的竞争激化。美国、中国及朝鲜等相关国家也是影响日韩关系的重要因素。此外,两国领导人对对方国家的认知等也是影响日韩关系的重要因素。日韩关系的恶化对日韩两国以及美国、中国和朝鲜等相关国家以及东北亚区域合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联印制华政策与第二次印巴战争（1961-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在中国周边构筑围堵中国的包围圈,而印度则是美国拉拢的重要对象。1961年肯尼迪入主白宫后,更是全面实施联印制华政策。为此,肯尼迪政府首先大力加强了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然而这一做法引起了巴基斯坦的极大不安,巴基斯坦开始谋求改善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为避免巴基斯坦脱离自身的战略轨道,美国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安抚巴基斯坦,而这又引起了印度方面的不满,南亚地区形势由此日益复杂和恶化,印巴两国的矛盾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加剧。1962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爆发,美国政府认为这是联合印度共同遏制中国的良机,开始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同时为回应巴基斯坦的安全关切,美国大力推动印巴两国谈判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希望实现对印与对巴政策的平衡。然而印巴两国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谈判最终无果,美国平衡印巴的努力也宣告失败。此后,美国不再顾及巴基斯坦的感受,片面推行联印制华政策,进一步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采取消极立场,任由克什米尔局势不断恶化。美国政策的偏颇不仅大大加剧了巴基斯坦的不安全感,还导致了印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最终印巴两国之间于1965年爆发了第二次大规...     

美国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剖析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对东亚政策进行大调整,出台了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东亚由此出现原生性地区多边主义与美国东亚多边主义并行发展的局面.内容上,美国的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是在新形势下对其原有双边主义东亚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其在实践中表现为:将双边同盟关系合并或扩展成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各种三边合作机制,在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各行为体建立或加强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各种小多边合作机制,以及选择通过成员资格具有开放性的“东亚峰会”机制加入东亚一体化.实质上,这一新政策与双边主义东亚政策一样是美国用以维持其东亚领导地位的工具.尽管美国的加入使东亚一体化的力量格局趋于平衡,但其带有很强的应对中国实力上升的色彩和将东亚一体化消解人亚太地区一体化中的意图,使东亚局势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内涵、困境与出路——基于新功能主义的分析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基本思路在于,通过始于低级政治领域的朝韩功能性合作,培养外溢并带动政治化进程,谋求建构朝韩间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并为半岛统一奠定基础.然而,安全稀缺、国内政治精英间共识不足以及内部一体化意愿不够等因素始终阻碍着文在寅政府充分实践其对朝政策以及为朝韩关系开辟新局的努力.对此,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思考对朝政策的调整方向:一是以缓解安全困境为目标积极巩固和平;二是在充分且广泛的朝野对话基础上凝聚国内政治精英在对朝政策上的共识;三是从结构条件和认知条件两个方面积极培养朝韩间的一体化潜力.     

从韩国的角度看教科书问题

目前,历史问题成为韩国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其热点集中在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简称“编纂会”)所编撰的中学社会和历史教科书上。自从1982年“教科书问题”出现以来,这一问题曾经反复出现过,但这次的“21世纪版”却带有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倾向。自1998年签订了“韩日伙伴关系共同宣言”以来,两国的关系一度出现过逐渐好转的局面,但是,现在的韩日关系却面临着重大的转折点。     

略论尼克松政府的越南战争政策

越南战争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一次大失败。1969年1月上台的尼克松政府为了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侵略战争,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试图以武力为后盾,实现所谓“体面的和平”,结果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最终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用和平手段来实现停战。尼克松政府的越南政策再一次证明了武力威胁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