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代到西汉中期的儒法斗争

秦王朝建立后到西汉中期,地主阶级正处在上升时期。儒法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法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儒家代表了奴隶主复辟势力。这一时期儒法斗争的焦点:是坚持封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倒退回去搞奴隶制的分封制;是坚持统一,还是搞分裂,这是关系到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法家代表人物有秦始皇、李斯、汉高祖、吕后、贾谊、晁错、汉武帝、桑弘羊等,儒家小丑有:     

“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质疑——兼论先秦法律思想研究中的一个方法问题

<正> 一、“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的由来在我国,对先秦儒法两家法律观的研究和评价,有一种影响颇大、流传极广的观点,即“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人治和法治并不是中国法律史上固有的概念,而是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之风,由我国资产阶级学者从西方引进的。最先将人治和法治用到先秦儒法两家头上去的,要推梁启超。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称儒家为“人治主义”、“德治主义”、“礼治主义”,称法家为“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以及“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     

中国传统信任结构及其对现代法治的影响

中国传统信任结构的总体特征是“儒法并存,以儒为主”。其中儒家信任结构重亲疏之别,以互惠原则为基础;法家信任结构重公私之分,以赏罚机制为基础。中国传统信任结构既与传统法制互动,也对现代法治有深刻影响。     

春秋战国儒法之争——礼治与法治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治国理论势不两立。儒家主张礼治,以礼为治国安邦的基础。法家主张法治,依法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本文摘要儒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论,浅析延续五百年的礼治与法治之争。     

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的异同

儒家和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直接对立的两个学派,也是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影响最久远、最深刻的两个学派.儒家主张的礼和法家主张的法,是两派对立的核心内容.后人在论及儒法两家的主张时,有的总是过于注重它们对立的、差异性的一面,而往往忽视它们之间在实质问题上的某些共同性的、相似的东西.所谓“批儒评法”斗争,更将此倾向发展到极端,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儒法两家的科学认识.本文拟从法律思想史角度来探讨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的异同,对进一步肃清“批儒评法”给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

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是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批林必须批孔,不批孔,批林就下会深入,反修就不能彻底,防修就没有保证。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中国历史上,法家是反对儒家的,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占领史学阵地,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正确评价法家在     

论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法家学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本文就韩非法治思想中的法的概念、法治的内涵、法治的原则进行了分析。文中指出韩非法治思想中的法属于实证主义理论法的概念,属于非马克思主义法的概念,法即是刑;其法治意指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是君权下的依法办事。     

先秦儒法两家刑法观之异同

众所周知，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儒法两家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中，先秦的儒家和法家更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作为一种统治政策，它们既矛盾冲突，又并立融通，共同为中华法系的源远流长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比较了儒家与法家在刑法观上差别和相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儒法本质上是一家，都是典型的‘1人治”。在我国正努力完善法制。构建法治国家的今天，对先秦儒法两家刑法观进行系统地整理、研究、比较以及反思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儒法之间:道家哲学对先秦法思想史的意义

于传统法律思想史视阈之研究,道家哲学常被阐释为一种法律虚无主义。然而,其发轫之时于先秦法思想之意义主要在于对传统德礼的解构,及对法家法术的启示。道家抱持超越人文、批判现实的姿态,阐发一套揭露人欲、质疑圣智、否弃仁礼的学说,构成儒家祖述圣王、从周复礼抱负的反动,是法家颠覆传统、变法改革立场的助力。进而,道家的本体道论为法家的"势"论铺垫了哲学基础;道家的无为之治隐含"道生法"的思想路径,为法家的"法"论蓄积了话语资源;道家的辩证柔术为法家的"术"论确立了基本思维。将先秦道家哲学置于"儒法之间"进行审思与诠释,方能洞明道家哲学在先秦法思想史中的特殊地位。     

先秦兵家法律思想概要

本文利用兵书、史传和出土简牍等材料 ,简略介绍了兵家主要代表人物的法律思想 ,着重分析了兵家学派法律思想的演变、基本内容与特点、认识基础及与儒法二家的关系等共同性问题。文章认为兵家具有较为深入和系统的法律思想 ,对以法治军中的主要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解 ,对法家思想有深刻影响 ,从而对先秦法治理论和军事法基本原理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儒、法、道兼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吏治经验

吏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要课题,儒、法、道各家理论对这一问题都有论述。以儒家"伦理学"思路为本,以法家"制度化"措施为用,以道家"无为"的形上哲学为指导,儒、法、道各家理论调和兼融,构建立体的权力监督防范网络,是中国古代吏治的有效经验,值得借鉴。     

论汉初至汉武帝期间的法律指导思想

汉初至武帝期间的法律指导思想是什么?史学界多认为是黄老思想,但认识不一。《中国法制史》既认为"实际上是行消极法家之学,或说是一种‘外道内法'的策略",又认为其间"黄老思想一直居统治地位,而辅之以儒法思想".本文认为,这一期间的法律指导思想是以法家为主,兼采道儒。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的“关键字”

通过阐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有关"君"、"臣"、"法"释义说明"关键字"在中国传统法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并对法、律、礼、法律、法治进行解读,认为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现代的法治发展应该从传统法的精神——礼治中汲取有益的成分。     

论中国古代的德法共治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论断,本文从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出发,结合儒、法两家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学说,介绍了以德化民的历史功用;同时,阐述了管仲"以法治国"的提出和法家法治学说的发展历程,指出法治工具论的价值取向及其局限性。本文还着重介绍德法互补、共治的发展进程,以周初"明德慎罚"为德法共治的发端,以两汉"德主刑辅"为德法共治的发展阶段,以唐代"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德法共治的定型阶段,借以说明德法共治的阶段性和一贯性,进而论证德法互补、共治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规律,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强国提供借鉴。     

韩非“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人们对其提出的"法治"思想历来褒贬不一。韩非"法治"思想建立在其人性论基础之上。文章拟通过法的制定、法的内容、法的执行和法制教育四个方面分析韩非"法治"思想的基本特点,得出韩非"法治"思想的现代启示即现代法治视角下韩非"法治"思想的缺陷与其"法治"思想对当今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论先秦儒法之争及对中国现代法治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先秦时期儒法之争萌发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义。儒家认为礼制是社会规范的最高准则,追求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和道德规范下的稳定秩序。法家主张严刑厉法,法律的平等适用。但儒法之争的实质,是人治下的治国模式选择的争论,是法律与道德关系论争的中国化实践。现代中国法治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探求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精髓,秉承民族优秀法律精神。     

法家法治理论评析

本文从法学史角度，对先秦法家提出的法治理论的基本内容，思想前提，实现法治的方法和途径，法家法治理论的历史进步性，法家法治理论与古代西方法治学说的异同点，以及法家法治理论对中国古代法学所发生的负面影响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评述。阐述了法家法治理论和西方法治学说各自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     

法家思想中君与法的关系

本文指出法家提出"以法治国"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提倡的法治观念具有重要作用,但两者存在质的差别。法家的"以法治国"虽然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但君主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现如今所提倡的法制、法治则是法律高于一切,无论是谁都必须遵守法律,接受法律的制约。另外,法家尊君重法的思想深深地嵌入了我国人民的脑海深处,对我国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诸葛亮的法制思想与实践

诸葛亮作为刘备驾崩后蜀国的执政者,在其执政的20多年中,坚持以法治蜀,从而使得偏居一隅的蜀汉政权举政明法,在逆境中艰难生存,其治蜀的措施和效果为后代的评论家所称道。该文首先分析诸葛亮以法治蜀的因素,继而论述其法制思想与具体实践,从而展示儒法合流之后政治家身上所具有的法家气质。     

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

在晚清的特定时势与学术背景之下,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等"新法家",他们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出"新法治主义"。这一开新,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