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论法治国的概念与法律的概念

在施米特看来,国民法治国宪法既有法治国要素,也有政治要素,国民法治国要素不能提供政治统一体和规范系统的基础,在例外状态时刻也就不能作出决断,所以需要政治的要素作出决断。法律的概念既有法治国的法律的概念,也有政治的法律概念,法治国的法律的概念会束缚国家处置危机的能力,所以必须有政治的法律概念。施米特分析法治国的原则与内涵和法律的概念的实质就是,贬抑批判议会制,抬高证成例外状态下守护宪法的总统制。     

迈向社会法治国:德国学说及启示

德国社会国理念为法治演进指明了重要方向。社会国理念产生于国家和社会二分的背景,旨在保障公民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促进社会平等,彰显社会安全价值和社会补偿功能,推动社会财富的增加并提高社会分享的水平。社会国与法治国融聚而成的社会法治国观念已在德国学界得到普遍认同,对于探索中国的法治建设之路有借鉴启示意义。     

法治思维视角下群众路线的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践行党中央提出的群众路线，这是时代对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     

行政法治与服务型政府

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表明我国治国方略的重大调整,标志着我国治国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几千年的“人治”治理理念向“法治”治理理念转化。随着中国成功入世,对政府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强烈的法治观念,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以此为契机,全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服务型政府,加快我国政府管理的法治化进程。一、行政法治和服务型政府释义“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它是指一个国家在多种社会管理和控制手段中,选择以法律作为主要管理…     

形式、实质与整合:服务行政阶段论——以德国模式为路径

服务行政理论起源于德国.其发展线索是沿着国家-社会关系而演进的.德国服务行政的发展阶段可以分为:以"生存照顾"为特征的警察国式的形式服务行政的阶段;以"发展中的生存照顾"为特征的自由法治国式的实质服务行政的阶段;吸收.辅助性理论"的社会法治国式的整合服务行政的阶段.每一阶段体现了不同的行政理念,这为打造我国服务型政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论我党治国方式的发展

经过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不断探索 ,我党的治国方式成功实现了由“人治”向“法治” ,再由“法治”向“‘法治’与‘德治’并举”的飞跃。这两次飞跃标志着我国治国方式逐步摆脱了具有典型“人治”特征的“以党治国”模式的影响 ;同时也标志着我党治国方式逐步走出了片面强调“法治” ,片面强调法律制度建设 ,而忽视“德治” ,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特别是道德建设的误区。这两次飞跃的最终结果———“法治”与“德治”并举 ,是我党治国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     

试论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全面论述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同时,特别强调:“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由此可见,依法行政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试从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上来谈淡依法行政具有的地位和作用。     

依法治国与政治文明

一、依法治国与政治文明的提出。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论,关于它们之间的对立与争论,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为国以礼”的思想和以法家为代表的“以法治国”的思想。从理论上讲,这种“重法”思想和现在的“法治”是根本不同的概念,但它毕竟有法治概念的萌芽存在。     

法治与德治交融并举,提升治国理政新认识

在现代治理国家中,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既是对中国社会的理性认知,也是对中华民族生存意义的合理选择。合理定位两者的价值旨归,交融并举,把治国理念变为治国实践,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德治、法治并重兼施"在我党治国历程中的意义和作用

江泽民同志继在党的十五大中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理论之后,又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了“以德治国”,同时又指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治国方略的提出其实质:就是把”以德治国”提升到了与“依法治国”同等重要的治国战略地位。这也是“德治、法治并重兼施”在治国历程中意义和作用的一种显现。因此,“德治、法治并重兼施”必将对我们党的建设和我国的经济建设,乃至新世纪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从思想建设的范畴来看,“以德治国”在我党治国实践中具有许多重大意义 首先,“以德治国”的提出,可以归结为:是对古今中外一切国家政治经验的总结。翻开我们数千年的治国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规律——中国历代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政治地位,都十分重视思想道德的教育,甚至看成是治国的根本。在《尚书》里我们可知,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周公”就曾有“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德治论断。从《尚书》中也可知晓,尧、舜、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