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制约权力--权力制约的再思考

传统的权力制约模式主要表现为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尽管这一模式为西方国家广泛采用 ,但是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和行政集权化的趋势 ,这一模式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革命。托克维尔等人敏锐地观察到传统权力制约模式的这一变化 ,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构想并在西方社会被赋予广泛的宪政实践。但社会制约权力理论在我国还属于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就我国现行宪政体制而言 ,可以从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听证制度、陪审制度、新闻监督制度等方面建构和完善我国社会制约权力制度。     

在分享制衡与分立制衡之间——中世纪威尼斯宪政的历史过渡性特征

威尼斯城市共和宪政是欧洲中世纪宪政的一种存在形态。它一方面延续了古典宪政的权力分享模式,另一方面又开始突破古代宪政以阶级分野为基础的"权力分享制衡"模式,具备了近代宪政以政府职能划分为根据的"权力分立制衡"模式的某些特征。威尼斯的国家机构虽然在人员构成上多有交叠,但在职能上各自独立,大致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系统,已初步具备现代宪政三权分立架构的雏形;不同权力机构的关系上不再以阶级之间的混合互补为诉求重点,而把权力的相互分立、彼此制衡奉为首要目标。威尼斯共和宪政在时段上介于古典宪政和现代宪政之间,在结构上开始以权力本身的性质及其承担的职能为依据,尽量强化权力机构的公共性和中立性,淡化其阶级性,并且更加注重分权制衡机制作用的发挥。这些变化体现了西方宪政由古代的"权力分享制衡"向现代的"权力分立制衡"过渡的发展趋势。     

洛克视野中的财产权与立法权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宪法都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确认为首要原则或核心支柱,主要原因在于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有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从历史上看,统治权与财产权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有产者(集团)之间的经济权力均势发生了改变,这一变化要求在政治上有相应的变革,以使政治权力与变化着的经济权力相适应。近代英国代议制的起源正是与国家的财政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英国宪政得以形成的基础,也是实行代议制的基础。     

预算监督与财政民主：人大预算监督权的成长

新中国六十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权力的内部结构体系,而且初步实现了限制公共权力、保障人权的宪政基本价值目标。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履行财政立法权、监督权,推动了财政民主的发展。笔者采用预算改革政治学和规范法学的方法,剖析人大监督权力从理想走向现实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重大的法治与宪政意义。     

论宪政视野下的公共财政制度

一个国家的公共财政并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与宪政制度有关。公共财政，是指在宪政制度下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给付行为或财政运行制度．具有公共性、非盈利性、法治性等特性．并以公共利益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依归。防止公共财政的滥用，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而所有这些制度的建立都需要法治的保障。只有建立宪政体制，才能有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     

浅议代议制度的普适性与民族性问题

代议制度既是普适的又是民族的,代议制的普遍性是形而上的,是就价值观层面而言;代议制度的民族性或者说特殊性表现在制度层面是具体而特殊的。本文指出各国的代议制度能否为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借鉴吸收,取决于我国国情。     

论行政权的宪法规制

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是近代西方规控行政权的传统模式 ,具有机械性和消极性 ;行政权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则要求在控制行政权滥用的同时有效利用其提供公共产品 ,促进社会福利的功能 ;我国与西方现代化进程近乎反向的宪政建设要求在实现国家权力合理配置的同时 ,切实注重行政程序和公民诉权对行政权的规控。     

民主的回归:破除对多数决与代议制的迷信

民主意味着国家主权来源于人民,它仅和"公意"有关。多数决原则是社会组织或者共同体一种决策手段,它与民主不具有必然联系。代议制赋予人民选择代表的自由,但人民并无法掌握国家权力,其结果是形成精英贵族而不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真正实现人民掌握国家权力,走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而不是迷信西方代议制。     

民主的回归：破除对多数决与代议制的迷信

民主意味着国家主权来源于人民，它仅和“公意”有关。多数决原则是社会组织或者共同体一种决策手段，它与民主不具有必然联系。代议制赋予人民选择代表的自由，但人民并无法掌握国家权力，其结果是形成精英贵族而不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真正实现人民掌握国家权力，走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而不是迷信西方代议制。     

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     

限权政府的破产与中国行政法的未来

行政国的诞生意味着限权政府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的破产。限权政府破产的后果是宪法基础结构由近代结构向现代结构的变迁,由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对峙结构转变为国家公权力对社会生活全方位规制的一元主导结构。宪政的近代课题和现代课题的尴尬交织是未来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历史困境所在,有待于突破。     

传统与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的历史机理

近现代宪政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政治法律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方古代宪政文化要素在近现代的高度整合的结晶,是西方宪政文明发展的近现代形态。因此,要全面把握近现代宪政的内在本质、生成机制,必须深入探讨近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和发展的深刻的历史文化机理,从而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文化启迪。     

宪政、地方自治与地方财政法制——日本法的经验与借鉴

地方自治具有塑造国民的民主性格、抑制中央过度集权及强化责任政府的功能,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经过120年发展,日本已经成为亚洲诸国中宪政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三次重大改革,是日本宪政建设中独具特色的重要内容。自主、充足的财政既是地方自治的基本内容,又是地方自治的重要保障措施。20世纪末,日本地方分权改革建立与本国宪政、地方自治相配合的地方财政法制。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可借鉴日本的宪政、地方自治与地方财政法制三位一体的制度架构,通过地方财政法制建设实现地方自治,并藉由地方自治通向宪政国家。     

比例原则的理论基础探析——以宪政哲学与公法精神为视角

比例原则不是凭空而来的,其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传统背景。作为一个公法上的原则,由于其探讨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是宪政哲学乃至公法哲学的基础,因此,比例原则是立基于宪政基础之上的。此外,在现代公法体系中,法治原则、宪政思想的确立及人性尊严、基本权利保护的确立,成为现代公法精神的载体,是公法追求的内在价值,这些也为比例原则提供了坚实的法精神基础。     

责任政府:内涵、形式与构建路径

依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责任政府的外延已由责任内阁制政府扩展至所有民主政府。就责任政府而言,责任应是民主政府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我国责任政府体制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政治问责制,即国家行政机关要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国家行政机关首长要对自己机关的全面工作向国家权力机关负政治责任。二是行政问责制,即行政首长要对整个行政机关的工作负全面责任,行政首长具有对政府组成部门及其首长、下级行政机关及其首长、公务员的行政问责权力。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实践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从行政问责逐渐发展到政治问责是我国责任政府建构之路径。     

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以德、中两国为审视对象

近代立宪主义以保证"国家不得为非"为目的,现代立宪主义在福利国家等思潮背景下使得现代国家职能大幅扩张,发展出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和客观秩序功能是德国基本权利普遍具有的两项功能,防御权功能为核心功能。现代国家职能基本化约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种职能,国家保护义务相应地表现为立法者制定完善法律的义务;行政权切实执行法律的义务和司法机关提供完善的司法救济义务。国家保护义务存在一定的界限,我国现行宪法在基本权利的规定与现实保障方面存在诸多不足,需加以改善。     

论现代新型政府及实现的根本途径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构建新型政府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历史性任务。现代新型政府,即现代责任政府,具有民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等特征。构建现代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改革的最终目标,而提高执政能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     

塑造现代政府良好社会形象的对策探析

在政治日益民主化,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塑造现代政府良好社会形象尤为重要,现代政府良好的社会形象主要体现在政府领导者形象,行政决策形象,舆论传媒形象等方面,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强政府公共关系活动和政府危机事件的管理,保持政府形象与时俱进,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政府良好社会形象。     

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价值基础

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价值可从四个层面加以分析。法哲学基础:自由和秩序必须得到综合考虑,自由价值更为重要;宪政基础:公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本原和归宿;行政法基础:现代行政法理念实际上蕴含着相对人权利第一位的倾向;现实基础:相对人权利与行政法治化、行政民主化、立宪主义的践行。     

权力格局与宪政

在前近代 ,欧洲和英属北美殖民地长期存在着多元权力格局 ,由此孕育了宪政的诸多要素 ;而在中国 ,道统和相权都不能有效地制约皇权 ,形成了皇权专制的一元权力格局 ,这是近代中国宪政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