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主权民主":由来、争议及前景

"主权民主"是俄罗斯从当今国际政治现实及俄国内政治需要出发而提出来的,它体现了普京的治国理念与政治哲学,折射出俄罗斯特有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但在俄国内,对"主权民主"的科学性、合法性及其价值定位,都还存在着争议。"主权民主"反映了俄罗斯一定社会发展时期的政治现实,但它毕竟是一种过渡性政治形式。从长远看,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仍将以民主为导向逐步健全与完善。作为一种理论,"主权民主"上升为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不大。俄罗斯主权民主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如何,有待世人进一步观察。     

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俄罗斯国内外政治经济要素互动的结果。从历史脉络来看,沙皇俄国和苏联对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受到了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开发的结果又对俄国和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带来了改变。新世纪初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国家对外政策优先次序变化等,均对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产生影响。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2012年)以来,将远东开发作为国家战略的优先方向,并将远东开发的区域经济政策与转向亚洲的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强调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家对外政策的互动。在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抛弃"殖民思维",远东西伯利亚也在俄罗斯的认知中由"边疆"转变为核心利益。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已经是俄罗斯社会的共识,但远东开发的目标是什么、远东开发的利益如何分配、远东开发成果如何才能最大化惠及俄罗斯民众等问题,仍然存在争议。远东开发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战略选择,但其整个过程却受制于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俄罗斯与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一步思考。     

论俄罗斯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

如何看待俄罗斯150多年来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如何看待俄罗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性“路径选择”与迈向现代化的整体性世界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既展示了其作为后发型、外源性现代化国家所经历的普遍规律,又鲜明地反映出具有显著民族性格和文明特征的特殊性。俄罗斯道路的这种现代普世性与传统特殊性的合一,显示了现代化“路径依赖”的多元维度,是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帝国继承国身份与俄罗斯外交

苏联脱胎于沙皇俄国,俄罗斯则来源于"苏维埃帝国"。"帝国"继承国的特殊国家身份从两方面影响了俄罗斯外交:一方面,苏联给俄罗斯留下了丰厚遗产,也留给了俄罗斯比普通大国更多的外交"包袱",使其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另一方面,苏联留下的丰厚遗产使西方不能忽视俄罗斯的影响与雄心,继续沿用看待苏联的眼光审视俄罗斯外交。分析俄罗斯外交,既要分析作为国际体系"单元"的俄罗斯自身特性,也要分析不同时代国际体系的性质和体系性质变化导致的俄罗斯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还要考察俄罗斯自身和外部世界对俄罗斯国家身份认知这一重要因素。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物质结构体现出一种历史惯性的力量,对俄罗斯外交有很大制约。未来俄罗斯会对西方采取进攻性的防守姿态,争取有利条件下的妥协。俄罗斯外交的"双头鹰"战略未来会更加平衡。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权力结构以及中俄彼此认知,决定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是可期的。     

宿命与超越——地缘政治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面临着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的困扰。在共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在同周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动态互动中形成内部的统一;在历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克服传统的"路径依赖",重构历史观念。俄罗斯国家认同危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它所赖以维系的国家意识形态被抽离,但是地缘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一方面,地理观念作为国家认同的知识传统和基础,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记忆不可分离,基于地理的领土扩张是俄罗斯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特征。另一方面,苏联解体所导致的地缘政治巨变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后苏联空间的不断侵蚀,导致地缘综合征在俄罗斯社会的蔓延,从而促进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出现了大量的地缘政治话语,反映了它在国家、地区和世界三个层面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追求。俄罗斯在国家层面所致力确认的身份,是一个通过传统价值凝聚起来、具有独特性的完全的主权国家;在地区身份的塑造上,俄罗斯不再追求以前的"主宰性"角色,而是试图确立自己的"主导性"地位,将后苏联空间纳入其势力范围;在全球身份的追求中,俄罗斯希望成为大国协调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它并不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而是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认与尊重。作为加强认同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动员工具,地缘政治具有对抗性与零和博弈的特点,其负面效果显而易见。从传统的观念和当代的现实来看,俄罗斯无法摆脱"地理的诅咒",迷失在地缘政治中也许是俄罗斯的宿命。     

俄罗斯的政治转轨

俄罗斯的政治转轨经历了制度变迁、制度巩固和主流政治价值观确立等三个历史阶段。当前俄罗斯政治转轨的特点是普京时代政策与理念的"继承性",这与当前俄罗斯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俄罗斯的政体是新权威主义下的"宪政民主政体"。俄罗斯"主权民主"思想对于政治转轨的顺利发展意义重大。俄罗斯的政治转轨面临国内外因素的挑战。     

俄罗斯“国家性”的历史结构

"国家性"是一个涵义多端的复杂概念,19世纪下半叶出现在俄国工人运动理论家的文献中,随后在俄国境内外得到了广泛运用。作为一个法政概念,"国家性"的涵义一开始主要与"国家"概念类似,但是在俄国保守主义者那里却被赋予了神性色彩,体现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国家性"既是一个内核相对稳定的概念,又是一个发展变迁的概念;它既源于基本政治制度的历史架构,也源于以意识形态和理念为核心的精神结构。历史上的基辅罗斯是一个松散的贵族共和国联盟,但是鞑靼蒙古人的入侵破坏了它的政治系统,将王公-贵族-教会-谓彻所组成的四元结构转变为单一的王公专制独裁结构。绵延的世袭制传统、东正教中的神性因素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最高权力与民众的心理结构,共同服务于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构成了俄罗斯国家性的精神层面。俄罗斯政治转型主要在于由专制政治向现代政治过渡,其关键是重构国家性,使传统国家性蜕变为现代国家性。     

“俄罗斯北方”: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学术话语建构

与北极相关的国家身份建构,是现阶段俄罗斯海洋战略、北极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北方研究",是当代俄罗斯学术界围绕北极空间开展的区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北极正在成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重新定义国家身份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正在被塑造为一个"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北极大国"。而以北方研究为代表的"学术北极话语",是这一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俄罗斯学术界通过不断重复使用"俄罗斯北方"这一核心概念和基本话语,采取用"北方"代替"北极"的策略,从而获得一个更为广泛的自然、精神空间范畴,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北方话语体系"。北方研究学术话语与官方政治北极话语、媒体北极话语、企业北极话语一起,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维度共同建构俄罗斯北极大国的国家身份。     

戈尔巴乔夫的“三个难以预测”说明了什么?

苏共“27大”是标志着苏联进入战后历史发展新阶段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其特征之一是苏共新领导在国内决心开始进行全面改革;特征之二是苏共新领导在国际上决心全面迎接美国的挑战。同以往的苏共领导不一样,苏共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是以一种崭新的战略观点来看待历史新阶段的到来的。就其国际战略而言,以退为进,伺机待变,可以说是这一战略的总的指导思想。而这种指导思想的出现,是与苏共新领导对国际环境及其发展的新认识密切相关的。     

普京道路与俄罗斯政治的未来

普京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俄罗斯政治未来的发展前景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遭遇了严重的政治衰退,陷入了危险的民主化陷阱。普京就任总统之后,以务实的精神确立了团结、稳定和"主权民主"等具有特色的发展理念,探索俄罗斯式的国家发展道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确立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从外部而言,普京将面对西方国家在民主模式、发展道路等问题上施加的巨大压力。在俄罗斯国内,自由派的挑战和官僚体系都会对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形成制约。发展目标与实施手段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未来俄罗斯很可能在维护稳定与竞争性改革的选择过程中不断摇摆,发展道路曲折而漫长。     

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演变及影响

地理空间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而言,一直有着特殊的决定意义。自立国以来,不断进行领土扩张就成为俄罗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纵观历史,俄罗斯地缘政治态势变动的频度和幅度,在世界大国中可以说是最为激烈的。正是横跨欧亚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现实,促进了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对俄罗斯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发展走向形成影响。冷战结束后,从普里马科夫的多极化构想到普京的欧亚战略,伴随着对国家利益的讨论和认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还是回归到了欧亚大陆本身。普京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多契合点,拓展了两国合作空间,但全面欧亚伙伴关系的设想,还需要深入研究和系统评估。     

"统一俄罗斯"党的理论与实践评析

"统一俄罗斯"党目前是俄国第一大党。它自称人民党,是代表俄罗斯全民族利益的政党。它的思想基础是"政治中派主义",宣称采取介于左翼和右翼之间的中间立场;反对"政治激进主义",主张"保守主义";对苏联历史在批判其消极因素的同时肯定其积极成果;全面支持普京总统的路线政策;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国家,保护人权和生态环境;要求把温和的自由主义与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结合起来;外交上支持普京总统推行多边务实政策。俄国政党制度目前虽然保持多党制形式,实际上出现了一党独大的格局。"统一俄罗斯"党与普京总统结盟使它的影响迅速扩大,但也造成了对总统的高度依赖性,出现了"强势总统、弱势政党"的局面。     

应对挑战与积极外交:2019年俄罗斯的内外政策

普京开启总统第四任期以来,俄罗斯面临政治稳定的挑战与经济增长的压力。2019年,在政治领域,普京直面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2018年地方选举中受挫的现实和普京民意趋势走低的挑战,在治国理念上从官方层面倡导"普京主义",并坚决抵制西方政治干预,确保在2019年地方选举中基本完成预定目标,维持了政治稳定的局面。在经济领域,面对经济停滞不前和民生水平下滑引发民心思变的社会情绪,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曾寄希望于"突破性发展"战略的有效推进,但由于经济结构、投资水平、劳动力人口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成效有限。在外交领域,着眼于国家利益,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依然是深化欧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管控与西方矛盾,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外交举措。2019年,中俄关系继续向好,稳中有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总体看,俄罗斯国家特质呈现动态均衡性的特点,但发展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     

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动机、愿景与挑战

"转向东方"是当前俄罗斯整体外交战略中重要的一环。在俄国内,围绕着"转向东方",存在着优先发展能源出口产业和吸引投资两种不同的政策主张。"乌克兰危机"之后,俄政府开始加速实施这一战略。"转向东方"承载了普京政府发展能源经济、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缩小俄东西部差距以及维持"亚太国家"身份四重战略目标。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经济结构单一、亚太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博弈和俄本身的"重欧轻亚"文化认同因素的制约,尚未达成预期效果。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区域影响力使其成为该战略最为重要的目标国。     

俄罗斯"东转战略"的国内政治影响要素探析:战略文化、央地关系与政治结构

"东转战略"是俄罗斯自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加快实施的重要战略。其直接战略目标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以缓解来自西方的战略挤压;二是通过推进远东发展来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打造新的"引擎"。文章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分析了战略文化、央地关系和政治结构三个要素对于"东转战略"内外政策实践的不同影响。在战略文化方面,西方主义、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三种思潮分别影响了"东转战略"的内外政策,其中对外政策的战略文化以保守现实主义为原则,其核心是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思想;而国内政治的战略文化则是以保守自由主义为原则,以民族主义和西方主义为主要思想。在央地关系方面,"强中央—弱地方"兼具地区排他性的央地关系模式一方面有利于俄罗斯的外交战略转向,另一方面则不利于远东开发中联邦主体能动性的激发。在政治结构方面,人格主义与机制主义的博弈决定了"东转战略"内外政策实践的不同,使得俄罗斯的远东开发战略面临阻碍。文章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来考察"东转战略"在内外政策实践上的不同,有利于进一步思考俄罗斯战略决策过程的发展与演变,从而为探究"东转战略"的未来走向奠定坚实的基础。     

金砖国家和泛欧洲的终结

金砖国家的成立与发展是创建一个更具合法性的国际体系的重要步骤。自其成立以来,金砖国家日益机制化的发展方向,挑战了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权力结构和全球治理体系。俄罗斯是金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砖国家的出现不仅促使俄罗斯不再幻想与欧盟一道,建立平等、多元的"泛欧洲",转而致力于建设一个不同于大西洋国家主导的平行战略;更推动俄罗斯战略东移,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实践世界政治多元主义的理想。当然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主义霸权依旧存在,只有国际政治民主化与多元主义全球化相辅相成,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有望实现。     

俄罗斯外交战略的调整与中俄关系新阶段

1996年4月24—26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来华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共同签署举世瞩目的《中俄联合声明》,并向全世界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由此标志中俄两国关系走向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与俄罗斯多次调整外交战略密切相关。     

冷战以来西方学者有关19世纪俄国官僚史的研究:理论、观点和趋势

西方学者有关19世纪俄国官僚史研究的兴衰,是冷战以来西方史学发展和美苏关系变化的缩影。冷战开始后,政治需要促使西方学者对俄国当代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西方学者以现代化理论和"1917年范式"为依托,吸收了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和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构建出有关俄国政治史研究的理论体系。这些研究揭示了19世纪俄国文官制度的内在演进趋势,肯定"开明官僚"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还对俄国官僚的派系斗争和政府部门的利益冲突进行分析,并考察改革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苏联解体后,现代化理论和"1917年范式"面临挑战,"新政治史"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俄国史研究格局。     

双循环、外部性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如何从这一战略部署出发,调整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外交,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课题.事实上,之所以强调双循环,本质上还是一个外部性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化解中国经济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是目前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任务.基于经济学关于外部性理论分析的基础,通过考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外部性的新现实和新挑战,文章认为,只有推动中国经济外交实现从"单循环"到"双循环"的转型,才能实现中国"双循环"的可持续发展.     

难以摆脱的“俄罗斯化”——后苏联流散语境下俄罗斯犹太人的归国难题

19世纪末以来,以色列一直是俄罗斯犹太群体迁移的主要方向。1965、1990年后的几次大规模移民,促成了"俄罗斯-以色列"为轴心的文化空间格局。在后苏联流散语境下,以色列"大熔炉"理念带有集体认同结构升级的诉求,使当代"流散"的内涵显著复杂化,也使俄罗斯犹太群体的认同问题愈发凸显。俄罗斯犹太历史文化记忆重构是在矛盾分裂的语境下进行的。一方面,在犹太复国主义话语框架下,亟须摆脱流散地意识形态阴影,重建符合犹太集体想象的民族文化源头;另一方面,俄国犹太知识分子受流散地文化影响极深,强调精英智识和精神性,深受民粹派公民意识和历史观的影响,无法与过去彻底决裂,反而愈发依赖流散地历史文化经验对身份认同的意义。在此背景下,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移民身份认同更加倚重集体记忆的建构,呈现出如下趋势:克服俄苏国家话语导致的记忆危机,增强历史文化记忆的约束力;保护流散地的俄罗斯传统,实现文化身份、国家身份的分解与再融合;经历文化适应与对立认同阶段,逐渐向以俄语为基础的流散文化共同体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