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我说

“龙”（dragon）在中国和西方都出于臆想，但西方“dragon”的形象比中国“龙”差多了。     

说“龙”

在中国古代，皇帝称为“真龙天子”，皇帝的座椅称为“龙椅”，在皇宫各处都装饰着龙的形象。用“龙”字做姓名也很常见，如《三国演义》中的武将赵云，字子龙，称“常山赵子龙”。更有地名：龙口、龙山、龙海、龙岗，还有龙首山、龙首关、龙门山、龙虎山，等等。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老龙头”，中国最长的界河是黑龙江。在民间，人们也喜欢在家里装饰龙。     

『中国道路』不是挑战西方模式

西方的主流社会正日益担忧，中国道路或者说中国模式，是对西方模式的挑战，甚至是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西方曾有两大冲突理论，一是“社会制度冲突论”，二是“文明冲突论”。值得警惕的是，西方正在形成第三种冲突理论——“发展模式冲突论”。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社会曾对中国击掌欢迎，认为中国很快会演变为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加入他们的阵营。但是，当他们的期待“受挫”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西方国家便掀起一轮接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并进行了以“围堵”和“接触”为代表的两手策略。     

马年说“马”

马，与龙一样．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动物之一，所不同的是，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动物，而龙，仅仅是一个传说，所以，在一定情况下，马，就成了龙的化身。     

中国为什么不能搞“三权分立”

谈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总会有人拿它同西方的“三权分立”作比较。有人认为，只有“三权分立”才是真正的“民主”形式，才能保证政治体制的良性运转，因而，极力主张中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中国模式”热的理性思考

“中国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动态概念，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议论引起了西方媒体的纸上风云。文章认为形成“中国模式”热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如西方模式的“失灵”、中国的“内在魅力”、“中国模式”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可供借鉴的经验等。“中国模式”所独具的社会价值，文化、制度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泛，但是对于“中国模式”取得的成就我们不应盲目乐观，要如实评价自己，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模式”。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中印经济比较

过往的几十年至今，对“龙”（中国）与“象”（印度）的比较是学术界的热闹话题。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由新政权主导的中印经济发展在大致相同的时间起步：印度1947年、中国1949年。     

世界热评中国“两会”

连日来,包括美、英、法、德、日等西方国家在内的全球媒体,对正在召开的中国“两会”给予极大的关注,它们围绕中国行将实施的“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反对“台独”的强硬立场以及如     

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

“文革”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四人帮”的倒台，让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了期待。然而，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神学信条，也就是说必须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王阳明“诚意”说的哲学特色

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对王阳明“诚意”说定性和定位不当，以及对王阳明哲学立场辨识不准的倾向。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考察王阳明“诚意”说的哲学特色。其一，阳明不同意朱子把“格物”置于“诚意”之先的修身功夫程序，提倡将“诚意”置于“格物”之先。其二，阳明提出了“意之所在便是物”的命题，将“意”的感应机制视为人与世界相联结的重要方式，这也是他强调修身以诚意为主的深层哲理根据之一。其三，阳明在批评朱学“务外遗内”与禅学“是内遗外”这两种对立哲学取向的同时，坚持以超越内与外、整合心与物的“合内外”作为自己新的哲学立场。     

文化大观

“龙的传人”要没?从古到今,龙一直作为中国形象的代表性标志而被中外普遍认同,中国人也以“龙的传人”为自豪。然而,“龙”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龙”的形象往往让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由此片面地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由此,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说,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认识有偏差,重塑国家形象品牌时,应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元素。他还说,重新建构和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已正式列入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龙有可能不再是中国形象的标志,消息一出,立即引来反对…     

说“德”道“福”

道德一词由来已久。早在2000多年以前,我国古代的著作中就出现了“道德”这个词语。“道”表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则：“德”表示对“道”认识之后,按照它的规则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当。从孔子开始,千百年来,人们就一直重视道德问题。     

国外热议“中国模式”及其启示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影响深远。近几年关于“中国模式”（或曰“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的议论频频见诸报端。其实，所谓“中国模式”只是国外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解读。由于立场和角度不同．这种解读是形形色色的．大体而论．可以分为“西方解读”和“非西方解读”两大类。前者充满着曲解和误读，但也有不少明智的人士讲了一些睿智的公道话；     

“中国狼爸”引热议

由于将三个孩子送进了北大，香港商人萧百佑跻身成功父母行列。“美国虎妈”已经让西方人大面积质疑，以“打”为法宝的“中国狼爸”再次掀起了人们对“国产教育”模式的热烈讨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英建交谈判中的中方决策因素

1950年1月,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对于中英建交问题,中方决策层在“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前提下,采取了“不急于建交”的方针,并决定“先谈判后建交”。中英建交谈判是新中国第一次与西方大国进行有关两国关系方面的谈判。与此同时,中苏之间还在进行着缔结新约的谈判。在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的情况下,中方决策层将中苏谈判放在了首要位置。对于新中国领导人来说,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争取更坚定的盟友还是获得更广泛的承认,毛泽东等人选择了前者。     

从猪肉涨价说到“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这个词儿．是由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来的。     

“中国式民主”要有自己的民主话语权———关于民主话语权问题的几点思考

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确立“中国式民主”的话语权地位。民主话语权争议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霸权压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寻求本国发展道路合法性之间的斗争。“中国式民主”符合中国的国情、历史、民族、文化传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检验一个国家实行何种民主形式好坏的标准是政党执政的实践。建立“中国式民主”的话语权地位，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要从西方民主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二要加强舆论引导能力。三要加强“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和宣传，四要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学术界更要树立荣辱观

马涛在4月20日的《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核心前提假定：人都是自利的，都是追逐个人私利的理性利己主义者，“经济人”是人亘古不变的、永恒的本性。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把“人的本性是自利的”这一论断作为研究一切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但在西方，“经济人假设”是被严格限制在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内的。而在西方经济学传人中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将这一理论“假设”滥用的现象。一些人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假设出发，公开宣传“人为财死”的“经济人”价值观。在这一价值观的驱动下，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急功近利、推崇私利的社会价值观取向。其实，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就已意识到了“经济人假设”将带来的不利后果，从而把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学研究中应如何去建设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道德伦理问题。针对中国社会存在着的“经济人”概念被滥用的现象，布坎南就警告说：“在转型期社会里（例如眼下的中国大陆），     

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说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趋势可说是“市场取向”的，但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相反，为了结束经济混乱状况，最初许多措施毋宁说是“计划取向”的。在市场取向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两种思路之间，共时态的激荡关系，远大于历时态的演进关系。作为市场取向改革重要步骤的“双轨制”，人们对其有多种理解，而与中央决策层的界定最接近的是将其理解为生产资料价格“放调结合的双轨制”。     

书荐

《卓越领导人国学讲堂》摘录：于管理而言，国学智慧可谓本质层面的“道”，而管理学可谓操作层面的“术”。汲取先哲智慧。以国学精髓为根本，驾驭西方先进管理理论体系，以“道”驭“术”，方能创造出成熟和成功的“中国式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