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问题研究——以美国、德国为参照

<反垄断法>规定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但并未明确机构的设置模式、职能权限等.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立足于本国实际,宜选择由多元行政逐步向一元行政过渡的模式,最终设立直属国务院的统一反垄断执法机构.     

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定位——对现有争议的分析与探讨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反垄断法本身不能创造一个公正、自由的竞争环境,而必须借助一个有效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近年来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广泛关注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问题,提出的各种见解可谓仁智互见.由谁来担此重任是问题的焦点,而对其设置的合理定位则是该问题的关键.应在加快立法进程的同时,破除对级别的升格和权力扩张的过分迷信和盲从,设立一个独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明确其独立行使职权和严格统一执法,正视该机构的职责和权限.     

我国行政性垄断规制的执法机构研究

本文在研究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欧共体竞争局等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和职能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行反垄断执法机构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在设置反行政性垄断执法机构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具体要求以及应对行政性垄断规制需要的特殊设计.     

论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

本文分析国外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置及其职能作为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关的设计参考。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置,要遵循权威独立、依法设置、精干效能等原则。据此,不宜在现有机构中指定反垄断执法机构,而应该单独创设专门的执法机构,其可以称为“国家反垄断委员会”或“国家公平交易委员会”,并只在中央和省两级设立。这样的机构应拥有调查检查权、审核批准权、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措施权和行政裁决权,并应拥有对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和国务院各部门的限制竞争行为(行政垄断行为)直接进行处理的权力。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之思考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是反垄断立法进程中一直被高度关注的问题,因为其将深刻影响《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本文在借鉴外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的基础上,对我国现有关于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然后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设置的一些构想。     

论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的执法机制

知识产权比其他财产权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和更大的复杂性，知识产权反垄断的执法机构会遇到专业信息缺乏等问题，使其执法活动具有了与其他行业不同的特点。为解决这些问题，反垄断执法机构不仅要参与知识产权的审查活动，而且还要引入其他机构参与自己的执法活动。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执法机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为完善反垄断执法机制，我国应明确执法机构的权限，协调各种执法机构间的执法机制。     

中外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对比及思考

反垄断法是以维护自由、公平竞争为己任的现代市场经济基本法律之一,是现代社会基本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模式都具有独立性和专业性的法律特征。中国反垄断机构的设置,可借鉴参照这些模式,但一定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及现行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状况。     

竞争执法的权力形态研究

竞争执法主要有反垄断与产业监管两种形态。反垄断机构与产业监管部门作为执法的实施者,不同的权力安排决定了对市场矫正的效果差异。产业监管与反垄断的相对独立管辖及协调机制,越发成为较优的模式安排。中国市场竞争秩序构建中,反垄断机构与产业监管部门的权力形态安排可借鉴这一经验,但不能脱离自身的特殊性。     

日本与德国反垄断机构模式比较

比较日本、德国反垄断机构模式 ,二者各具特色又不乏共性。垂直一元领导体制、全方位职权是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机构的独立、权威性 ,人员专业要求法定性 ,程序的透明性 ,权力的制衡性 ,规制方法的全面性又是它们的共同之处。日、德两国的反垄断机构的设置模式比较 ,对今后我国反垄断机构的构建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我国反垄断执法体系的缺陷和重构

反垄断执法体系是反垄断法实施的组织保证,而我国现行<反垄断法>所确立的反垄断执法体系在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基于我国反垄断工作的实际需要和世界反垄断法治发展的共同趋势,应当进一步加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职能,并设置统一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关于完善我国反垄断执行机构的设想

反垄断执行机构的科学设置及其职责权限的合理确定是我国反垄断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反垄断法的首要任务是反行政垄断。我们要借鉴外国反垄断执行机构设置的经验,设置权力集中、地位适当的反垄断执行机构,使反行政垄断的重任不再是纸上谈兵,真正落到实处。     

论反垄断与发展规模经济的衡平——兼谈我国反垄断立法

本文认为有效竞争使反垄断与发展规模经济的衡平具有可能性；分析了衡平的难点，即有效竞争的标准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并探究了该不确定性的成因；针对衡平之难点，作者对我国反垄断立法提出了构想，即认为我国《反垄断法》应是原则性的，应具有较高的弹性；同时，可以采取以国务院制定的反垄断政策性文件指导反垄断实践，并设置级别较高的反垄断执行机构等措施制约反垄断执法者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     

自然垄断行业中的法律适用冲突、协调及其权力配置

随着我国《反垄断法》的颁布实施,自然垄断行业中产生《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中的反垄断条款的适用冲突。一般认为,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处理二者的关系。但各国为维护竞争秩序,却是《反垄断法》逐渐取得优先适用的地位,因此我国亦应灵活处理二者关系,不能僵化地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反垄断法》未解决行业监管机构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权力配置上的冲突问题。在比较世界上三种主要的权力配置模式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未来中国权力配置模式的取向。     

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何以进入政策议程?——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政策有助于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并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多源流理论在探析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内在逻辑上具有一定适用性。平台垄断焦点事件、相关数据和平台反垄断执法现状构成问题源流。已有的反垄断政策、专家学者的建议以及国外平台反垄断的经验构成政策源流。反垄断机构权力日趋集中、数字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以及公众对平台垄断的日渐不满构成政治源流。“政治之窗”持续开启促成三大源流耦合，从而推动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政策出台。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政策议程设置也提供了一些有效经验，如注重政策反馈的积极作用、加强借鉴国际社会政策经验、构建多元化的政策意见渠道等。     

论经济危机下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兼评我国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200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开始实施,我国竞争法体系初步形成,此时正是竞争政策发展的重要时机。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后,我国先是宣布四万亿救市计划,又先后颁布了各重点产业振兴规划。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如何协调本就是一热点话题,如今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更是难以作出决断。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既存在共同的最终价值目标,相互影响,又存在不同的具体目标和作用机制。以美国和日本在经济危机时的对策为借鉴,我国目前应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应适当放松,但其优先地位不可动摇。     

反垄断法三个问题探析

反垄断法反对的垄断因其违法性而与经济学上的垄断不同。有效竞争理论作为对市场垄断的评判政策基础,也由此决定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目的。我国反垄断立法应重点规制垄断行为,并对企业合并相关的垄断状态进行规范。     

论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目标模式选择

目标模式是反垄断立法的关键。有效竞争理论能极大地优化竞争结构 ,有效地创造一个经济效率与竞争强度协调统一的竞争状态。因此 ,选择有效竞争理论作为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目标模式是适宜的。     

我国反垄断执法体制的变革与完善

目前我国反垄断执法体制采取"双层次多机构"的设置模式,这种立法选择在现阶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其弊端也非常明显.为了力求这些弊端对反垄断执法的最小干扰,我们必须根据反垄断法的立法精神和价值取向对这种执法体制逐步加以变革与完善,借此来保障反垄断法有效实施.     

股权转让后的未届期出资义务承担

平台数据垄断现象引致反垄断监管的必要性，但平台数据垄断在保护竞争与提高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三方面都有特殊性，影响到反垄断监管限度的设置。基于数据规模利益、供给优化窗口和合理分享空间三种特殊因素，建议不对单纯的数据集中实施反垄断监管，不将数据集中作为审查经营者集中的额外考虑因素；对持续优化供给成本及质量的平台垄断者可以延迟填补消费者剩余；如果将平台数据作为必要设施分享或开放，则应设置一定时间限制，力求将反垄断监管控制在合理边界之内。     

我国反垄断法实施制度问题思考

本文对《反垄断法》实施制度的选择及其利弊进行了分析,认为需要在既有规则之下调整有关部门职权,使反垄断权力相对集中于综合性执法机关;同时,也探讨了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主管部门或监管机构的关系问题,认为两者在反垄断方面既应有分工,又应有合作;此外,作者还强调发挥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