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正义与和谐社会

分配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取向,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和谐社会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有赖于分配正义,其制度文明必须充分体现分配正义,其有序发展必须依靠分配正义的保证。     

共同富裕背景下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根基,厘清分配正义、分配制度与共同富裕的内在统一性,系统阐析唯物史观视域下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马克思所指的分配正义是一种相对的,基于特定生产关系的,体现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相结合原则,并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的的正义,对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们党需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夯实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基石,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完善三次分配制度,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分配正义,实现共同富裕。     

论教育正义的研究范式

教育正义是终极性的教育价值理念。传统的教育正义研究范式是罗尔斯正义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套用,本质上是一种"分配正义",罗尔斯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及其对教育领域的适应性不足影响了传统范式的科学性。通过重建理论基础、重构从正义到教育正义的演绎路径,新的教育正义研究范式得以确立。新范式以"关系正义"为逻辑起点,以系统论为逻辑中介,凸显教育的特殊性,内涵包括外部正义与内部正义,实践方式为制度实践与伦理实践。     

论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思想对社会法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把正义分为了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分配正义是为了达到形式平等,矫正正义是在分配正义的规范被违反时发生作用,适度倾斜向弱势方,尽力使不平等的境况向实质平等靠近从而追求实质正义。同时,社会法的精神是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平等、和谐。分配正义、矫正正义的作用和社会法的要求构建在了一个极其相似的价值和效用范畴里。本文在举例分析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作用的基础上,概括地提出了五点其对社会法的影响。     

论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

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同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统率合同法的各个领域。二者既有统一协调的一面,又存在对立抵触,只有协调好这两个原则．才有可能实现合同法的价值追求。     

环境正义与和谐社会

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理想，以公平正义为原则，以与自然和谐相处为重要特征。环境正义要求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遵循正义的原则，这是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有效指导工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根基、 困惑与走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改革离不开刑事司法理念上的革新与发展：分配正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诉讼效率、诉讼认识论、实用主义等可为其提供理论、政策支撑；但也会产生与罪刑相适应、无罪推定、实体真实诉讼目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等基本理论原则的冲突问题，并有解构诉讼构造、消弭法官独立调查事实的可能性；可从坚守罪刑相适应原则基本内涵，依靠罪刑法定、证据裁判、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确保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要义等方面实现理论协调与发展。     

论经济法的正义价值观

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法一直被视为维护和促进正义的艺术或工具。经济法作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正义的实现和维护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经济法的产生背景、具体内容看,都体现出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而在与民法的正义价值观的比较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分配正义的价值取向。     

侦查取证中的正义与非正义问题探析

正义对侦查取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义对侦查取证的要求就是取证要客观全面、程序合法、保证效率和保障人权,同时必要限制侦查权。侦查取证中非正义的表现就是不符合正义以侦查取证的要求,其主要原因是受到封建执法观念的影响,侦查主体素质较低,侦查活动缺乏有效监督,立法上的缺陷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破坏法治环境,损害侦查机关威严,增大办案成本,降低办案效率。侦查取证中正义价值实现有赖于完善侦查取证的程序构造和转变执法观念、提高取证能力。     

高校行政管理视角下的教育公正

教育公正问题从横向来看与制度架构、社会体制以及阶层构成有关，表现为教育公正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而从纵向来看，则与权利应得、资源分配、具体实践行为相关，表现为从程序正义向实践公正的动态过程。在这些基本理论认识之上，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必须将公正作为一种实践能力和道德要求，对自己进行具象而准确的身份定位：对外正确解读政策导向和执行教育制度；对内有效管理、协调内部系统的关系。根据这种身份定位，其在．实践活动中应遵循两个原则：第一，复合公正而非简单的“平等主义”原则；第二，需求与成就本身的考量原则。在理论基础和原则指导下，对各种功利和市场因素进行独立判断和准确审视．在具体工作中实践教育公正。。     

罗尔斯的《正义论》与我国法律程序正义建设

正义是人类的目标，程序是法律的生命，法律程序正义更是法治国家的理想和追求。重温罗尔斯程序正义理论，结合国内外的过去和现实，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以人为本，从程序制度建设入手，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树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在立法上设计完善的程序正义制度；在司法上真正保障法官的中立性、程序参加者的参与性、平等性以及审判的及时性，以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     

维护并验证实体正义须严格遵行程序正义

遵行程序正义，是维护并验证实体正义的必要条件；违背程序正义，必然动摇和瓦解整个社会的法治体系，走向实体正义的反面；违背程序正义的实质是执法犯法，树立法律至上权威，铲除执法犯法特权，是在社会治理中走向健康和谐的根本途径。     

论制度正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的作用越来越大。制度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制度本身必须是正义的,体现时代的伦理精神。过去人们忽视了对制度正义的探讨。道德教育的弱化与社会不公平的加剧等因素改变了这种状况。把正义等伦理精神制度化,把道德要求上升到制度要求。制度正义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在制度形成时要发挥民众的积极性,提高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并且要设立完善的奖惩机制。     

公平和效率兼顾 更加注重公平——借鉴分配正义原则，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分配模式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分配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地摆在人们面前。这种现实情况要求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分配模式。在构建和谐分配模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分配正义。在分配正义中，“按劳动和贡献分配的原则”体现了效率，“基本经济需求满足原则”和“差别原则”则体现了分配中的公平。结合我国现在的实际，取分配正义之精华，来构建一种和谐的分配模式，既能激活各要素并稳定推动经济增长，又能让更多的人公平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每一个人都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     

刑事法视野中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学界关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关系问题的争论历久不衰。在刑事法领域,实体正义乃是刑罚的理想实现,程序正义则是使被追诉者的基本权利获得保障。实体正义的实质是一种分配的正义,因而需要对分配者进行制约。程序正义的第一法则是其可参与性,亦即实体正义的实现应当是个人意志参与诉讼的结果。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既对立又统一,两者实现的最高状态是“和谐正义”。     

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研究——兼论与罗尔斯分配正义论的比较

如何使财富在全社会实现正义的分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研究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对当前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启示。马克思从经济和伦理的范畴探讨了分配和正义的内涵,并且指出实现分配正义的途径。比较马克思这一思想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在前提条件、对象和最终目的上的不同,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分配正义的最终归宿,以及预测“自由人联合体”分配正义的趋势和走向,有助于寻求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论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

法律与正义密切相关，并紧随其变化而不断发展。由于传统民法与“形式正义”的困境，经济法及其所负载的“实质正义理念”得以产生。经济法的实质正义理念以“有限自由”和“实质平等”为基本内涵，具体体现在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调整方法和具体制度之中。其存在对经济法学和法学理论都有着重要意义，而其实现又需要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制作为保障。     

马克思正义观的实践内蕴与时代价值

马克思正义观的本质特点在于它的“实践性”。深入解读这一“实践性”特点的内蕴，必须理清两组关系：一是正义与社会生产实践的关系；二是社会生产实践中“人”的关系。对这两组关系的破解，是打开马克思“正义之门”的钥匙。从此扇门往前看，我们可以洞悉资本主义社会不正义的根源；而转过身往后看，则可以憧憬马克思为人类社会勾画的正义图景。     

经济正义：当代伦理学面临的新课题

经济正义问题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渐凸现的重大课题,也是21世纪伦理学发展所面临的新课题。随着经济关系和经济实力成为支配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经济发展的单向度价值取向的危机日益严重,社会不公正现象在经济领域中日益凸现,经济正义一再被提出并日益受到广泛重视,对其进行探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宪政伦理视野下的环境正义

以自然主义为指导的传统宪政制度,旨在实现个人权利的保障,突现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宪政生态主义的兴起开始由自然权利保障走向环境权利保障.宪政伦理视野下的环境正义是种际正义、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的统一,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己代中心主义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