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场击毙”思辨

对于执法实践中的“当场击毙”现象，本刊曾作过初步探讨（详见本刊2007年第20期《“抢劫拒捕当场击毙”的民意与法律之争》）。近期，发生在广州的一起警察当街射杀医生事件，使得警察使用武器问题再次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并促进人们透过这一个案更为深入地思考“当场击毙”现象，比如。“当场击毙”可能存在着哪些潜在危险？合理使用武器的界限何在？又如何通过程序正义来约束乃至追究滥权行为？为此，本刊特刊发法律学者杨支柱的分析文章，试图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程序的正当性与依法行政

程序在依法行政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正当性是任何事物的生命和价值所在。依法行政不只追求实体公正,同时追求程序公正,两者不可偏废。加强行政程序的建设,保证实体公正,追求程序公正,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     

关于未决羁押期限问题的分析

<正> “未决羁押”,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院做出生效裁判之前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在我国,“未决羁押”通常也称“审前羁押”。本文中所讲的羁押不包括由于拘传或留置措施导致对人身自由短暂限制的状态,而是专指具有特定内容、专门程序、能够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较长时间内失去人身自由的一种状态。它最大的特点是:拘留、逮捕后仍将保持继续剥夺人身自由的一种持续状态。这种可能持续至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前的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就     

近似莽夫的“当场击毙”

“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这是最近出现在长沙市芙蓉区的标语横幅，长沙警方在开展打击“两抢一盗”的严打行动中。因着“当场击毙”的举措，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议。     

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正当性分析——以消费者为例

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下,对弱势群体提供法律保护具有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在法的价值层面上,对弱势群体提供法律保护是实现实质平等的必然要求;二是在法的实现层面上,对弱势群体提供诉讼制度的有效实现是体现法律正义性的客观要求。     

法律适用方法的正当性标准与实践性要求

法律适用方法正当性意指法律适用的手段具有适当性、法律适用的程序具有合理性、法律适用的结果具有公正性。法律适用方法正当性蕴涵了法律的实践理性品质。法律方法正当性在推动法制进步、社会昌明、规范和约束司法者行为等方面体现了方法论的正义性。     

正当、契合与未来——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具有保护受害人利益、保护犯罪人利益和恢复因犯罪而受损害的社会关系的功能，这些都是构建和谐社会中刑事和解得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中西方刑事和解的模式虽然不同，但恢复性司法是它们的共同理念。刑事和解不是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而是和刑法基本原则相契合。从长远来看，刑事和解的基本理念应该在刑事法中得到体现．并且应该成为刑事诉讼程序之外的非诉讼案件的程序。     

论环境行政行为的正当性——以2007东莞“禁猪令”为例

环境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的对象单方面做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且不可诉的行政行为。2007东莞“禁猪令”是东莞政府单方面作出的一个强制性行政命令，是一起典型的环境抽象行政行为。行政命令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但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保护环境必须符合环境正义观，以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必须贯彻环境行政行为的正当性。“禁猪令”事件是一个偶然，但从侧面反映了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浮躁态度。     

九小时生死对峙 八龄童劫后余生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晨７时３０分，随着“啪啪”两声枪响，集杀人、强奸、抢劫、劫持人质于一身的特大犯罪嫌疑人胡胜在湖北省谷城县盛坑镇竹园村被当场击毙。鞭炮声、欢呼声震天作响，凝固了９个小时的空气又开始缓缓流动，谷城县公安局长徐德宪紧皱了９个小时的眉头...     

公安刑事和解的正当性及其规制

公安刑事和解既具有合法性也具有合理性,因而具有正当性。因为,轻微刑事案件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中具有可和解的法律属性,公安机关主持刑事和解不仅符合其预防犯罪、治安调解、公共服务等法定职能,且具有解决纠纷的及时性、公平性、高效性等方面的合理性。公安刑事和解应当立足当下的司法环境进行有效规制,即以轻微刑事案件为适用范围,以严格调查取证为基本前提,以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真诚沟通、公平赔偿为基本内容。     

论“隐形沉默权”的客观存在及对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在权利保护的趋势中仍然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而是要求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但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却客观真实的享有一种“隐形的沉默权利”，对我们的司法工作，特别是侦查工作都有很多影响。“隐形沉默权”与“沉默权”在本质和作用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相同的也只是一些非实质的表面，而这些非实质的表面恰恰就掩盖了“隐形沉默权”的本质，同时也充分说明了“隐形沉默权”所具有的“隐形权利”性质。 “隐形沉默权利”的存在，有权利保障的世界趋势严生的影响，也有着广泛的社会和历史原因。犯罪嫌疑人享有“隐形沉默权利”，既有妨碍司法诉讼的消极作用，也有促进侦查诉讼发展进步的积极作用，根据我国国情的发展和世界性权利保护的趋势，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认真进行研究，积极采取相应对策。     

论行政执法程序的正当性内涵

行政执法程序到底有没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议的焦点问题。本文试图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行政执法程序的正当性蚵涵及其意义和价值取向，试图从伦理学的角度来探讨程序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企图为执法程序研究提供一个伦理的思考。     

从形式到实质:论刑罚的正当性

作为由国家对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者剥夺某种权益的制裁方法,刑罚体现了国家和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的特殊关系。国家为什么可以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此谓刑罚的正当性问题。作为刑法信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刑罚的正当性必须进行全面和完整地证明。传统刑法学理论主要用"国家及其代表具有使用刑罚的权力或者资格"、"刑法的任务和功能"、"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刑罚目的"等四种方式进行回答。本文认为,刑罚的正当性应该从"来源正当"、"形式合法"以及"实质合理"等三个方面逐步深入地进行证明和把握。     

马克思早期法律思想核心问题意识论析——以“起源语境”为考察判准

法律正当性是马克思早期法律思想的核心问题意识。围绕着法律正当性这一核心问题意识，马克思构建了新理性自由主义法哲学观，以完成其对法律正当性的论证与批判。理性与自由是马克思早期法律思想的关键性逻辑工具。在马克思早期法律思想阶段，马克思从“内部正当性”与“外部正当性”两个视角，来论证法律的正当性。法律的“内部正当性”的评判标准是正义、自由及利益，法律的“外部正当性”的评判标准是理性与“事物的法的本质”。     

侦查过程中逮捕制度的缺陷及其重塑

<正>强制措施是为了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由公安司法机关适用的暂时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手段。在整个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逮捕是最重要也是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其完全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且延续较长时间,在刑事     

“违章上榜”式警察行政的正当性质疑

郑州警方在街头设置“交通违法警告栏”对违章者予以“上榜”的做法，得到了不少市民的认同。但是民众的感情不能取代法律的理性，这种做法没有法律依据、违反行政比例原则、侵犯人格权，不具有正当性，应当依法予以禁止。     

行政复议调解的概念、价值与正当性

行政复议调解这一课题的理论突破和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行政复议调解可以适当增强行政复议的制度弹性，具有明显的效率价值；可以适度调整各主体间的力量差距，具有实质的公平正义价值；可以灵活发挥法律规范的作用，具有规范性价值；可以加强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具有“实验田”的价值。从目的和对象两个视角考量，行政复议调解是有其正当性的。     

论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及其化解之路径——兼论司法审查的正当性

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是指非民选的法官对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立法进行审查．违反了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原则。反多数难题成为困扰司法审查正当性的阿克琉斯之踵。学者们从各种角度构建理论化解这一难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比克尔的原则论、伊利的程序论和桑斯坦的最低限度论。本文通过分析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及其化解路径．发现司法审查的正当性无法从法律内部证成．它必须借助法律的外部力量加以化解。司法审查正当性所依据的外部性力量正是政治学民主理论，该理论试图通过司法审查对民主的促进作用来解决反多数难题．进而论证司法审查的正当性。司法审查正当性理论为我国司法解释的正当性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强制警察作证的正当性起源

强制警察作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于强制警察作证的合法性与可行性,学界已经有诸多论著,但对于强制警察作证的正当性,却资料甚少。正当性问题作为合法性与可行性的逻辑起点,如果得不到充分论证,势必影响制度之生命力。从道德、权力、程序、价值四个方面,探讨强制警察作证的正当性。     

警察出庭作证的合理限定

警察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的基本情形包括:警察目击犯罪发生过程,当场抓获嫌疑人的情形;警察发现、收集、提取、保管案件证据材料了解案件的情形;警察行使侦查权,收取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情形;警察实施诱惑侦查,在犯罪过程中当场抓获嫌疑人及获取证据的情形;警察接受投案自首、立功,了解犯罪嫌疑人作案中、作案后认罪、悔罪情节的情形;警察作为鉴定人,对案件进行了刑事技术鉴定的情形。警察出庭作证的基本条件范围包括实体性条件范围和程序性条件范围。警察出庭作证有一定的特免权,即为了保护特定的利益,应允许警察在诉讼程序中拒绝透露和制止他人透露某种秘密情报;为了保护警察及其家庭成员安全,各国法律在规定警察出庭作证时,还针对一些特殊案件采用诱惑侦查等秘密侦查手段的特情人员、“卧底”警察,设置一定的例外;为了保护证人自身的利益,各国都规定有防止自陷于罪的拒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