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权与扩权:新刑诉法视野下的侦查权配置

修改后的刑诉法多处涉及到侦查权,其中有的起到进一步限制目的,有的则对侦查权进行了适度扩张。扩的方面,主要表现为技术侦查、秘密侦查的入法以及传唤、拘传时间的延长;限的方面,主要表现为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看守所讯问制度、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委托辩护权和刑事救济权。此次侦查权的限与扩,以及修订草案中提出的警检一体化最终被放弃,是基于对目前我国司法环境和现状的充分考量,是对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哲学诠释和体现。     

新刑诉法视野下监视居住法律问题探讨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制度进行了修改,基本重塑了监视居住制度,但关于监视居住的法律规定仍然存在不足之处。进一步完善监视居住制度的对策包括:建立与完善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督程序;建立与完善公检法机关快速审结机制;进一步规范监视居住和逮捕的转化程序;明确"居所"概念的内涵;确立错误监视居住的国家赔偿责任。     

新刑诉法视野下贿赂犯罪侦查工作的思考

新刑诉法在证据、辩护、强制措施、侦查、审判及执行程序等制度方面的完善,也给检察机关惩治职务犯罪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面对新刑诉法给贿赂犯罪侦查工作带来的新变化,以及一线侦查工作中所遇到的新问题,要实现贿赂犯罪侦查模式转型升级,侦查机关必须找准着力点,综合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刑事诉讼法修正语境下的侦查权研究

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突出体现了人权保障的理念.对于公安刑事执法的整体推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完善侦查程序,是侦查权的正当运行机制;自觉接受侦查监督、非法证据排除和大力维护诉讼权利,是侦查权的制约机制;刑事执法要体现人性关怀,要促使各方诉讼权益均衡,要逐步推进侦查权的合理扩张,是创意警务在人权保障中的新发展.总之,公安机关应当转变刑事执法观念,做好刑事诉讼法实施的应变工作.     

法治视野下的侦查权重构

现代侦查权是一种法治化的权力。法治,以其强大的意识和制度力量,塑造了现代侦查权的基本面目。反思我国现行侦查制度,侦查法治化依然任重道远。我国侦查权的重构,在法治的视野下,可以从弥散与整合、分权与制衡、规则与裁量、正当与有效等四个方面来进行。     

新刑诉法下再谈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是对人权的践踏、法制的破坏。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刑诉法的修订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要求和措施,压缩刑讯逼供生存的空间,加大刑讯逼供的风险。公安机关要加强对审讯人员自身素质的培训和提高,健全监督机制,加大对刑讯逼供的惩罚力度,也是遏制刑讯逼供的必要措施。     

新刑诉法语境下程序倒流探析

刑事诉讼由一系列诉讼行为依次衔接而成,为确保诉讼效益,兼顾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刑事诉讼程序原则上不应发生倒流,倒流只能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特定情形。为突出检察权、彰显新刑诉法的修订完善对目前刑事程序倒流现状的影响,我课题组在创新对倒流现象分类方式的基础上,选择由检察机关启动的程序倒流为研究对象,并根据倒流对整个刑事诉讼进程的影响将研究对象分为可逆的程序倒流和不可逆的程序倒流。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课题组运用现代刑事诉讼的原理,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修订,对刑事诉讼中的部分程序倒流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以期对检察业务实践的改进有所裨益。     

论外部制衡机制是限制行政权力的关键

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人大通过，“大部制”进入小范围实施阶段。目前社会上对“大部制”改革出现的一些高估“大部制”改革作用的模糊认识，看似拥护和支持改革，客观上却可能产生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副作用。认真分析，可以得出行政机关内部分权意义不大，外部制衡机制是限制行政权力的关键的结论。将“大部制”改革等同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无论从逻辑还是经验上看都是不准确的。     

新刑诉法适用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档案封存制度等,本着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新刑诉法实施后,立足于解决检察实际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初步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试论新刑诉法背景下的人民监督员制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一项引人瞩目的制度创新,是检察机关根据中国国情探索创建的。此项制度从试点到全面推行,得到了普遍的社会认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强化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机制、扩大诉讼民主、促进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具有其他监督制度难以替代的独特功效。但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作用,是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新刑诉法视野下受贿案件取证对策浅析简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将人权保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侦查的程序性限制也相应增多。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更应自觉转变执法理念,率先遵守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在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中,受贿犯罪一直都是办案的重点、难点。本文试图以受贿案件的侦查为切入点,旨在探讨侦查人员如何适应新刑诉法办案环境,增强人权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全面理解新刑诉法的要求,切实提高调查取证的能力。     

新刑诉法视野下律师调查取证的风险防控简

刑事辩护工作具有很大的职业风险性,这既有立法上的原因,又有司法体制上的因素。调查取证权成为律师头上的一把利剑,直接导致愿意做刑事辩护工作的律师不断减少,这对罪犯的人权保障是极为不利的。2012年新《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作了很多改进。律师在侦查阶段第一次以“辩护人”的身份出现,意味着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始于侦查阶段;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有很大限制,律师的职业风险是否有所改观还须进一步观察。最后,结合新《刑诉法》的施行,就如何做好律师调查取证工作、有效避免律师职业风险提出了对策措施。     

论我国公诉人的角色定位——新刑诉法背景下的思考

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类属于大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因而我国的公诉人角色亦具有典型的司法官属性和色彩：一方面,我国的公诉人角色承担着客观公正的司法官义务,具有明确的司法官地位;另一方面,我国的公诉人角色享有充分的司法官职权。2012年3月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我国现行公诉制度作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但却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和动摇我国公诉权的基本构造以及公诉人的司法官角色和地位,相反,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因为强化了公诉人在庭前程序中的司法官职权,公诉人的司法官角色和地位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强。对于我国公诉实务部门来说,新刑诉法实施后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从观念、制度、行为以及文化等方面尊重、维护、落实公诉人的司法官角色和定位。     

论新刑诉法对程序滥用的防范

新刑诉法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改革了卷宗制度,改进了证人和鉴定人的出庭制度,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程序进程的参与,有助于防范刑事程序的滥用.但是新刑诉法缺乏应对基层司法地方化的措施,法律援助制度不能充分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被告方的质证权还需要进一步的保障,因此难以充分防范刑事程序的滥用.应当在四个主要的方面进行相应完善,以便进一步加强刑事辩护,有效防范刑事程序的滥用.     

新刑诉法施行背景下侦查讯问运行情况的实证研究

侦查讯问是整个侦查工作的重要环节,在全部刑事诉讼活动中也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为了确保侦查讯问工作规范化运行对侦查讯问提出了更高和更严的要求。有必要从实证调研的角度,以讯问人员为考察对象了解当前侦查讯问运行的总体状况以及新刑诉法对侦查讯问工作带来的影响。相信相关研究结果能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认清形势、总结经验和解决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思考。     

论新《刑诉法》中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构建

新《刑诉法》新增了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从宏观价值来说,该规定体现了检察机关践行法律监督权的基本职能,也是适应《刑诉法》修改的实际要求,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手段。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是践行法律监督权的基本职能,适应刑诉法修改的实际要求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手段。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首先要进行审查的启动,继之进行审查的范围和标准的确定、审查的结果的监督。     

新刑诉法对逮捕条件的修改及其应用研究

新刑诉法对逮捕制度做了较大幅度修改：一是细化了逮捕条件,二是改革了审查逮捕程序．三是延长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审查逮捕的时间,四是提出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要求．五是明确了捕后将嫌疑人、被告入送看守所羁押应及时通知家属。正确理解、适用这些规定．对于贯彻新刑诉法关于逮捕强制措施的司法改革,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构建相关的工作机制。     

论新刑诉法司法鉴定问题的修改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问题作出几处修改: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确立了生物样本采集制度,对鉴定人之出庭范围、人身安全保护、拒不出庭后果作出具体规定,并增设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修改之处在转变盲目依赖鉴定的观念、增强鉴定质证、吸纳当事人主义合理因素等方面呈现诸多亮点,但有关生物样本采集程序以及鉴定人出庭效果等方面依然有待完善。     

新刑诉法背景下侦查讯问实证研究——以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为重点

新刑诉法的实施,给我国侦查讯问工作带来新的形势与挑战。新刑诉法更加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规定了不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拓宽辩护人提供法律帮助的范围等等。笔者以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公安系统民警为被调查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被调查者较为一致地对新刑诉法的颁布、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以及录音录像规定予以赞同,而对辩护人介入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等问题态度较为谨慎。对此,讯问人员还需转变供述获取观念,提高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