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解”的功能及限度 纠纷解决的制度供给与社会自治

<正>一、新型调解运动——"大调解"的省思面对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多发、纠纷数量急遽攀升、法院和信访部门案件压力沉重的局面,国家开始日益重视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重新强调调解的意义,恢复人民调解建设。继2002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肯定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合同性质和约束力之后,当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联合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紧接着,司法部在26日发布《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要求在农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事业单     

人民调解制度是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法律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是当代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民主法律制度，在有效解决社会纠纷，实现基层民主自治。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政府和民众的高度重视。中国现有人民调解组织90多万个，人民调解员800多万人，遍布城乡各个角落，每年调解民间纠纷600多万件，相当于同期全国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受理数的2倍左右。人民调解已与司法审判和仲裁制度形成解决社会纠纷的三足鼎立，成为民众解决纠纷的主要选择和方式之一。     

纠纷与秩序——通过纠纷解决所实现的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的实现与社会秩序的建构是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感兴趣的重要问题。在学界,对于如何实现社会控制和建构社会秩序一直存在着争论,有的认为应当主要依靠国家理性建构的力量,有的认为应当主要依靠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纠纷解决程序对于社会控制的实现以及社会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这里的纠纷解决程序既包括国家正式的纠纷解决程序,也包括社会非正式的纠纷解决程序。     

厦门市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当今多元化的社会对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需求日益迫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与完善成为各国在纠纷解决和司法制度发展中的共同课题,近年来,国内许多地方和部门在重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索。2005年10月26日,厦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完善多     

乡土社会对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

纠纷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是不能够避免的,我国乡土社会中自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纠纷。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在选择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时,倾向于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而非国家提倡的现代纠纷解决机制。究其原因,心理因素、经济因素、法治信用因素是制约乡土社会中人们选择的几个重要因素。     

乡土社会民间法与基层法官解决纠纷的策略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基层人民法院在解决民事纠纷时与乡土民间法的冲突与转化关系。着力阐释乡土社会民间法的作用 ;基层法院法官运用乡土民间法解决纠纷的原因 ;以及乡土民间法在解决纠纷时的实现过程与方式。     

“庭所共建”联合调解机制构建的思考——从一起农村赡养纠纷的解决切入

近年来,传统农村社会自生的"礼义"、"重道"、"尊老"、"互助"等朴素而富有道德色彩的"民间规范"已经在商品社会下功利主义主导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标准的冲击下逐渐失去其约束力。另一方面,国家制定法在企图对渐趋式微的"民间规范"实现功能替代、继而重塑乡村社会生活时,却发现这些看似失效的"民间规范"仍然组织着社会生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并对企图"入侵"的成文法规范表现出了种种不合作。本文试通过一起农村传统赡养纠纷的处理,呈现两种规范贯穿于整个纠纷处理过程的相互影响和角力,进而思考和探寻适合现行农村的新型纠纷解决模式。     

试论群体性纠纷解决中人民调解程序的引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改革进入深层次阶段的今天,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利益群体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的数量和规模必将呈日益上升的趋势,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江东区作为沿海发达地区,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难免成长中的“烦     

人民调解的现在和未来——现代城市社会结构中人民调解之功能调适

一、中国传统民间调解的过去(一)民间调解在传统中国是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是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反映,即在礼治秩序下乡土社会以内生性的社会模式来解决冲突和纠纷,①尽量避免诉诸官府。在此基础上,大量的社会纠纷通过民间调解的方式得到解决。到了革命根据地时期,民间调解依然是一项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对策研究——构建“大调解”机制的现实考量

一、大调解的概念大调解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定义,大字也不是一个准确的法律用语,仅仅具有描述性质。本文认为,大调解更重要的是一种新时代下贯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无论是法院内还是法院外,多方联动,共同解纷的机制,是区别于以往各自为战的独立调解机制,包括制度运行和实际机构设置的统一系统。二、现有三大调解机制的分析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研究

一、法院审判和调解的适用范围我国法院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解决矛盾和纠纷,即审判和调解。根据刑事、行政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来看,这两种方式在处理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的范围上,具有相对明确的分工。(1)就刑事案件而言,对于有关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结束、并且通过审查起诉环节后由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     

诉讼社会与无讼社会的辨析和启示——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国家与社会

中国法律史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古代中国尽管确实存在着相对"无讼"的现象和"息讼"的努力,但实际上有不少区域呈现出"诉讼社会"的景象,诉讼滥用、欺诈诉讼、恶意诉讼等甚至成为一些地方严重的社会问题。除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原因外,中央集权下发达的司法体制与民间社会自治的相对弱势,是形成诉讼社会的关键要因。当诉讼超出社会和司法的承受力之时,官府对诉讼的限制乃至打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潜规则。滥讼与讼难交织的恶性循环,既破坏了司法的公信力,也必然导致社会治理的混乱和道德失范。历史经验表明,"诉讼社会"和"无讼社会"这两种理想类型,都不能独立成为社会治理的合理模式,现实的选择只能是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来应对各种社会需求和危机,从而形成国家法律机制与社会自治的协调,逐步接近善治。     

解决民间纠纷的立场定位与路径选择——从两则案例说起

民间纠纷的解决影响到我国法治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解决民间纠纷应当根据现代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兼顾社会的复杂性和“地方知识”的特殊性,通过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理性沟通实现二者在解决民间纠纷中的妥协、让步、合作与支持,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研究

行政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完成管理手段和方式上的创新,运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达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为此,应当充分发挥行政机关解决社会纠纷和稳定社会秩序等功能,充分运用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信访等机制在解决纠纷中的功能,     

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决定和谐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启示

纠纷解决是社会和谐的第一要义,中国法律传统始终贯穿着注重和谐这一主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许多构思与实践,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与社会治理模式,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对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基础上,通过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承担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阐释了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对当下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无论在司法方面,还是非司法方面都极具启示意义。     

关于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衔接问题的研究

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作为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节器”，同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可或缺的两道防线。因此，在大调解格局中，加强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的衔接配合机制建设，实现优势互补，相互配合，这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在要求，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探寻纠纷解决的新模式——以四川“大调解”模式为关注点

在社会变迁与国家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纠纷与矛盾日渐突出:不仅纠纷数量激增,纠纷所隐含的利益冲突也更加多元。与此同时,现有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灵。面对如此情形,从实践角度探寻新的纠纷解决模式以及具体的解纷机制     

基层新型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及其解决路径——以广东省惠阳区为例

社会转型的加快,使基层社会矛盾呈现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土地承包纠纷居高不下、土地征用纠纷反复、劳资纠纷动辄引发群体性事件、环境污染、物业管理引起的纠纷增多.为了有效预防、成功调处和防止激化矛盾纠纷,要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调整利益分配,夯实社会稳定基础,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加强诚信建设,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     

走向和谐与法治——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社会发展和社会控制的客观规律给予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内在合理性和外在正当性。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和分散化,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和琐碎化,决定了法律（司法）一元控制难以实现社会矛盾的和谐解决,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正是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中为世人所认可,为世人所构建。本文将对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总括,设立目标和具体制度做相应探讨。     

边境上的“第一道防线” 探访中越边境跨国民间纠纷人民调解工作

甘蔗林,椰子树,一年四季的葱茏绿意……这里是祖国的南疆。一座桥,连接着两个国家;一座山,分属不同的主权;一条路,延伸至两片疆土;一条河,涌动着两个国家的水……这里是中越边境。在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一脚跨出国门"、"一步分踏两国土地"的说法都不再是玩笑。今年3月,记者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宁明县和凭祥市,探访了中越边境跨国民间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感受到了人民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