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形式逻辑观的转变及其意义

毛泽东在３０年代曾认为，形式逻辑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都是反对矛盾性，主张同一性，反对概念及事物的发展变化，主张概念及事物的凝固静止，因而是与辩证法正相反的东西。建国后，从５０年代初编辑《毛泽东选集》第１卷时开始，毛泽东就一直关注着形式逻辑问题。在谈话和书信中，他不再把形式逻辑划归资产阶级和形而上学，而是多次表示，形式逻辑没有阶级性，它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与高级之分，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毛泽东的形式逻辑观由此发生转变。因此，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毛泽东对我国的形式逻辑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鼓励和督促出版或再版了包括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和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在内的一系列逻辑专著，对我国形式逻辑研究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浅论毛泽东的逻辑思想

毛泽东在早年就关心逻辑的学习。在五、六十年代,对逻辑学曾有过较为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对逻辑学的对象、性质和作用以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这些见解的系统化就构成了毛泽东的逻辑思想,这些思想对今天的形式逻辑教学和研究仍有深刻启示和重要意义。(一)毛泽东在长期学习、研究形式逻辑的实际运用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形式逻辑的思想和理论。其中主要有两点:第一,形式逻辑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学问,是表达和论证思想的工具。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结合在一起不实际。一次,毛泽东夹用英语“很凤趣地对周谷城说:“formallogic 本来就是     

论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批判

黑格尔在创立其辩证法哲学体系时，对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形式逻辑进行了批判。他武断地认为形式逻辑的方法就是根源于形而上学的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思想方法，进而对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发难。将其批得一无是处。实际上，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批判是有失公允和不正确的，究其原因，是由于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功能和方法存在误解和偏见，把形式逻辑对思维过程的规范理解成对具体的经验对象本身的认识，以致把对思维过程和形式的要求和对具体经验对象的考察混为一谈，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     

书讯

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兆端著的《警务辩证法——警务领导与指挥十大关系》一书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警务本职辩证法——自由与秩序、限制与保护,警务方式辩证法——预防与打击、管理与服务,警务形态辩证法——警务与非警务,警务风格辩证法——主动警务与被动警务,警务力量辩证法——警务职业化与警务社会化,警务战略辩证法——专业警务战略与警务战略系统,警务体     

马克思人学辩证法若干难点问题探讨

较早明确提出人学辩证法的是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萨特所主张的“人学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及其人学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攻击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来没有忘记人，它关于主客体的学说以及有关人学辩证法的思想是相当丰富的，对人的生存方式本性的哲学反思和辨证把握是马克思的人学辩证法的核心内容。所以说，萨特的所谓“人学辨证法”本身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萨特对东欧机械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里面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并提出了人的存在与马克思辩证法这个重要问题，即所谓的人学辨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辨证法基础理论的关系问题，这应该引起我们对马克思的人学辩证法思想的关注和思考。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使用过人学辩证法一词，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他的辩证法理论和其它著述中包含有深刻的的人学辩证法思想。     

总体性的辩证法和实践的逻辑——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一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核心思想是总体性的辩证法。他提出这一思想主要是针对马克思逝世之后出现并日益发展的非价值化的辩证法观念。卢卡奇认为,在这种辩证思维中看不到人的概念,从而使得辩证法失去了革命性、批判性的人文特征。而在他看来,只有在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意义上才能够正确理解辩证法的含义,所以人必须成为辩证法的核心,辩证法必须是关于人与其对象之间的实践性运作,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整体关系。这也就是卢卡奇所谓的总体性辩证法的基本含义。卢卡奇认为,他所提出的总体性的辩证法也是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具体运用过的思想方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经济关系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关系,并在整体中考察局部。卢卡奇说,“《历史和阶级意识》的伟大成就之一就在于恢复了总体性范畴的中心地位,这一范畴曾被渗透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之中,然而却被机会主义者用科学主义代替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5页,重庆,1989年版。)     

对马克思主义新的阐释还是恶毒攻击——悉尼·胡克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

作为一个曾经颇有创建的"马克思学"学者,悉尼·胡克在国内学界并未受到应有重视,而总是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解释者面目示人.认真分析其代表作品,我们可以发现青年胡克所理解的辩证法实为一种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作用于主客体关系间的历史辩证法;后来胡克对辩证法的攻击则是在完全不同的含义上进行的,这与其对斯大林的理论的批判有着内在联系.胡克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辩证法态度变化的根源在于对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滥用的厌恶.     

论辩证法的创新

和谐社会理论的创新意义，已经为辩证法的革新提出了唯物主义基础和价值方向。矛盾辩证法的清理，是辩证法发展和完善的前提。辩证法创新的途径即是：在“个别”和“一般”的相互关系中确立辩证法的位置；在具体的复杂现实关系中提升辩证法的本质和理性力量；面对人在世界辩证发展中的枢纽地位以及哲学的功能，确立“属人辩证法”。     

论西方知识论传统与形式逻辑的关系

西方哲学一直都有着知识论的传统,重在求知。而这种对知识的追求是和形式逻辑密不可分的,形式逻辑是建立知识体系的逻辑基础,也是获得知识的重要工具。知识论通过规制人类的认识活动来把握着形式逻辑的发展,知识论要求人们的认识目的就是获得关于外界的知识,并通过一定的语言,尤其是精确性的语言把知识表述出来,从而利于知识的传播。同时,知识论还坚信主体有能力去把握客体。知识论对人们认识过程的要求影响着形式逻辑的发展走向,在知识论的主导下,形式逻辑呈现出一系列特性,比如追求精确性、普遍性、单一性等。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恩格斯辩证法

围绕辩证法,一些西方学者常常得出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立的观点。反驳这种错误观点有一条重要路径:恩格斯的辩证法并非局限于自然领域,而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融入社会—历史当中。具体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辩证法奠基于现实经验的基础之上;二是准确阐释了马克思辩证法作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三是进一步完善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与对象的统一理论。这些贡献表明:一方面,在现实基础、基本形式、实践旨趣方面,恩格斯辩证法和马克思辩证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能够准确把握它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区别。这将有助于澄清对恩格斯辩证法的曲解和误解,也是对“矮化”恩格斯辩证法、制造恩格斯和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思想对立的有力回应。     

对唯物辩证法实质问题的思考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这一观点是通用教材所持观点，但学术界已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对立统一规律对事物的解释及其程度是有限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内容，但离辩证法对事物的整体性和普遍性地解释水平有较大差距。笔者认为，对立统一规律只是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而否定之否定规律则是在更深层次上全面、综合地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整个过程以及结果，把否定之否定规律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更符合辩证法的本性。     

简论F·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平面模式说

后现代主义平面模式说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思想的主要表现。这一理论概括出了四种深度模式: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对现象与本质的区分、弗洛伊德的表层--深层的心理分析模式、存在主义关于真实性与非真实性、异化与非异化的二项对立、索绪尔符号学所区分的所指与能指。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平面模式及其同后现代主义之间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不仅是对深度的消解,也是对深度的超越。     

有关构建和谐社会的若干理论问题

和谐社会是指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和睦相处、共生共荣的关系状态，构建和谐社会就是通过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以协调、平衡、稳定的方式来实现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和睦相处、共生共荣。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在国际上的自然延伸，而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的必备条件。和谐社会构想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的基本观点、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和系统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一是发展，二是公正。     

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理论质疑

民法典总则的制定体例选择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其依据在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民法与商法的精神理念、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均不相同,两种法律关系的异质性决定了不能制定一部调整所有民商事关系的民法典总则。民法典的固有功能在于规范市民社会关系,民商合一体例将民法典的调整功能扩展到合理性范围之外,是对于私法立法发展趋势的误判,在实践中没有成功先例。民法只能在自有逻辑和制度功能范围内回应商事领域的变化,无力指导商事特别法。商法规则进入民法总则会带来逻辑混乱和功能错位,因此,按照纯化的民法逻辑来构造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和体系是理性选择。     

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与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兼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部优秀的哲学著作,列宁在阅读它的时候所写的读书笔记《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不仅对其中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批判改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还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认真读书,研究哲学,正确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光辉典范。     

走向“后中国特色”的中国化:中国道路与中国价值的出场意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倡导"文化自觉"的划时代意义,不仅在于宣告我们需要创造与"中国道路"相应的"中国价值",而且在于宣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中国特色"时代的来临。"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不仅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中国化创新成果,更具有溢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普遍意义。立足"矛盾特殊性"和"中国语境"是"中国特色"时代中国化辩证法的理论旨趣;着重"矛盾普遍性"和"世界眼光"是"后中国特色"时代中国化辩证法的必然旨归。以"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自立于世界发展之林、文化之林,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更是世界期待中国贡献之所在。     

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关系的新反思

系统论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 ,它提出的整体性、最优性、模型化等原则 ,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刻 ,更加具有普遍性。系统论作为近代科学的优秀思想成果 ,加强了辩证法普遍联系思想对科研和实际工作的指导 ,充实和丰富了辩证法关于事物结构变化引起质变的思想。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和新突破作了量的准备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构想的辩证观及其当代价值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构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维,它构成着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和理论的内核。具体体现在:在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辩证把握中统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人与制度的互动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辩证把握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根本原则与制度变革;改革党的领导体制与加强党的领导的辩证以及制度自信与学习借鉴的辩证。学习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思维对于指导当今处于攻坚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中的情势与偶然——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探讨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仅被阐释为政治学著作和历史学著作,而且是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具体化到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典范之作,特别是其对当时法国政治事件中"活生生的时事"的内涵和外在表现深入细致地剖析,是实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与社会现实之政治事件相统一的哲学著作.对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