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若干思考

20世纪50年代的乡村社会变迁超越了乡村传统的循环,荡涤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一方面它是国家主导的对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强制安排过程,另一方面也对党和国家政策的制定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新时期农村社会的变革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20世纪20—30年代三大文化思潮中国哲学观比较

中国哲学观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哲学的发展,20世纪20-3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西化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均有一定程度发展。在中国哲学发展与重构的过程中．三大思潮均有各自较为明确的中国哲学观,它们彼此斗争、相互影响,共同推进着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因此．单一去评判某一思潮的中国哲学观是片面的。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为背景,将三大思潮的中国哲学观进行比较综合．阐明其中国哲学观的特质及其历史价值,以期对当今文化多元时代背景下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资源借鉴。     

地方精英的嬗变与乡村治理变迁——以浙江为例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乡村治理经历了众多变迁,变化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地方精英。追溯乡村治理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地方精英是乡村良性治理结构的能动主体。完全代表个人利益的精英与完全体制化的精英都不能使乡村治理有效运转起来。既能代表地方社会,又能沟通国家政权意志的地方精英是乡村有效治理结构的中坚力量。     

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曾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主张复兴农村的“以农立国”论者，另一方是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主张繁荣都市的“以工立国”论者，除此也有人主张“第三条路”和“先农后工”，“发展农业资本主叉”。就争论的问题来看，其焦点在于是促进农业以引发工业，还是发展工业以救济农业，抑或先农后工？亦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走“农化”的道路，还是走“工化”的道路，或者走先“农化”后“工化”的道路的问题。尽管论战各方都缺乏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也没有搞清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辩证关系，但他们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因此，反思这场争论，不仅有其学术价值，也有其现实意义。     

精英阶层视角下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解读

20世纪3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在体制上虽然迈入了近代大学的行列，但以《独立评论》为发言阵地的精英阶层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在制度上仍然存在着受传统羁縻太多、计划欠缺、糊涂西化等几大弊端。他们针砭时弊，就都市道路与乡村道路、文法教育与理工教育、师范教育与大学教育等教育模式及当时广为普遍的党化教育和针对弱势群体的女子教育、农民教育进行了颇为有益的系列争论和探索。上述教育思想，对今日之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20世纪30年代中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毛泽东在统战问题上调整和变化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先后经过了＂抗日反蒋＂＂联蒋抗日＂以及＂既团结又斗争＂等几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整和变化,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日渐成熟,且更具有策略性。这也说明了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中更加善于进行斗争。     

论20世纪30年代中华苏维埃教育的特点

苏维埃教育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区域局部执政的条件下,在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的偏僻山区和异常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革命性与强制性、大众性与普及性、劳动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鲜明特点。     

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现代化——以《独立评论》为例

《独立评论》的现代化观是全面性的，文化现代化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讨论内容。《独立评论》关于文化现代化的论争主要有四个方面：固有文化是劣多优无还是优劣并提？读经是有用还是无用？国医是玄虚还是科学？西化是全盘还是部分？在《独立评论》知识分子的语境中，西化即现代化；他们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旧文化与新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二元对立。其实他们并不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只是基于中国文化的惰性太大、暮气太深，必须矫枉过正，充分学习西方文化，才能使国家富强和现代化。这种文化取向一是与他们留学欧美的西方学术背景有关，二是五四新文化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的延续。     

鲁迅对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贡献

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理性而深刻的理解,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他的文艺观,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体现了他能从哲学的高度应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辩证法,依据特殊时期中国的社会实际接受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     

近代广东妇女争取参政权述评——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妇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掀起了一场新的争取权利的斗争,争取参政权①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广东作为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妇女们在争取参政权方面则更具特色,一方面在理论上展开了热烈讨论;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实践中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受传统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影响,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30年代西南民族地区赈灾活动述论

20世纪30年代是川西阿坝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最高峰期,加上连年战争,社会经济出现严重危机,给百姓生活带来严重灾难,导致民不聊生。为此,国民政府为了维护统治与力集抗战主力,采取免税、赈济、帮助灾民恢复生产、施医、资遣客籍灾民回籍等一系列赈济措施。对减轻社会灾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和促使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南民族地区的赈灾活动与意义显然不在于活动之本身,其战略与政治等意义非同寻常。     

20世纪30年代水灾打击下的两湖民生

1931年和1935年,湖南、湖北发生了特大水灾。两次水灾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系统,影响了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行。在水灾的摧残下,大量人口伤亡,灾民的衣食住等基本生活条件也不复存在。许多灾民侥幸逃脱了洪魔,却逃不脱随之而来的饥饿、寒冷、疾病的折磨及困扰,他们又不得不流落四方。灾害成为灾民流离的直接推动力,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不稳定。本文分析两次水灾对两湖地区民生的影响,从中更深刻地认识到灾害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破坏性,唤起人们防灾减灾的意识。     

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重要时期.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种种挑战,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香港、澳门回归,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重要时期。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种种挑战,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香港、澳门回归,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析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救灾体制的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村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建国初期形成的那套救灾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合新的救灾形势的需要。为此,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也开始对原来的救灾体制进行改革。改革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总的看来,由于＂左＂的影响依旧存在,改革后的救灾体制仍然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大多数的改革措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许可范围内修修补补,带有非常明显的过渡性特点,许多改革措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后即被废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失业群体异常行为探研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是＂无年不战＂、＂无年不荒＂,再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最终爆发了失业恐慌。规模庞大的失业群体承受着莫大的心理压力,以致心态失衡,进而采取异常的行为,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盗窃、抢劫、乞讨、自杀等。这些行为的普遍化与扩大化,毒化了社会风气,使社会治安受到威胁,社会局面变得动荡不安。     

乡村基层政治运作——以开会为视角的分析

开会作为乡村基层政治运作逻辑的一种常态化现象,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本文从政治学的角度,透过开会这一视角,深入乡村基层生活的本来面目,使我们对抽象的乡村基层政治运作有了实践性认识,这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创新,而且符合乡村基层实际,达到了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目标,真正体现了对乡村社会的人文关切。     

民族学界与“边疆”概念中国化——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考察时段

西方民族国家产生后,国与国之间有了明确的边界,一国境内邻近边界的区域被称为该国的边疆。这一概念于近代传入我国。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其不得不经历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学、人类学及社会学学者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考察时段,初步论述了相关学科的学者实现边疆概念中国化的努力与成绩。     

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机遇的展现

文章以独特的全球视野,分析了20世纪五六十年 代中国具备现代化发展机遇的依据,指出强有力的中央政 权的建立是后发展的中国现代化机遇展现的基础;两大阵 营的对立和世界局势的相对稳定,是后发展的中国把握现 代化机遇的良好外部环境;而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 以及西方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移,是后发展的中国迈向现 代化的有利契机。     

20世纪30-40年代华侨在广西的投资与侨乡发展

新桂系统治之初,广西地方政府通过派员前往海外宣传,热情接待回国考察实业的华侨等举措,积极吸引海外华侨回到广西投资兴业。至20世纪30-40年代海外华侨在广西从事矿业与农垦等方面的投资之时,广西地方政府采用共同合资、向侨商提供贷款与保护等诸多措施为侨商提供便利。海外侨资的引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广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也密切了华侨与祖国之间的联系。二者在共同促进广西侨乡新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广西侨乡民众思想观念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