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环比增长速度看辽宁省城镇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省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和各阶层间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本文仅就城镇内部各阶层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用环比增长速度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对比,找出各阶层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并进一步分析其原因及危害,使各阶层的收入分配逐渐趋于合理。     

规范和谐分配秩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收入分配秩序混乱是我国构建和谐礼会的一大障碍。本文从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各阶层间等各个层面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的现状和成因,并有针对性提出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     

农村居民收入及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及对策

本文通过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揭示出城市化水平、农村非农产业及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等是影响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以及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并针对农民收入水平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提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具体对策。     

基子公平的初次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居民收入在整体上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收入差距却逐渐拉大。缩小收入差距．必须从初次分配开始。本文分析了影响我国初次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因素，并对促进我国初次分配公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人力资本回报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动

使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2013年和2018年的住户调查数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特征及其人力资本成因进行了分析。发现城镇人均收入高于农村且内部差距更小，城乡收入差距随着收入分位点的上升而下降，且低收入组两年间的城乡收入比率上升幅度较大。总体不平等指数两年变化不大，组间差距有所下降，但组内差距有所上升。由于城镇人口和收入占比较大，城镇对全国不平等指数的贡献大于农村，且两年有所增长。从总体收入函数的分解来看，城镇和教育变量是总体收入不平等的主要贡献因素，城镇变量系数随着收入分位点上升而下降。教育是城乡组间收入差距禀赋效应的主要贡献因素，总体随着收入分位点的上升其禀赋效应越大，2018年中间收入群体的教育禀赋效应是最大的，系数效应随着收入分位点的上升而下降。     

正确分析和认识当前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

正确分析和认识当前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王春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改革了分配机制、调整了分配关系。初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格局，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居民或居民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开。主要表现是：（１）居民个人之...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公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收入分配问题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存在公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现象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公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探讨了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努力建立公平与效率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平衡,为缩小公民收入差距提供依据。     

中国收入分配向何处去?

一、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研究我国的收入差距,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分析:即不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城市和乡村内各阶层居民的收入差距。中国在经济改革以前,由于实行统一的工资政策,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相当小。在农村,同一个地区内的收入差距也相对较小。但城乡间有非常大的收入差距,地区之间也有明显差异,在改革初期的1980年,中国的吉尼系数为0·320,在世界上收入差距排序属于中低水平。经过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农民收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吉尼系数到1984年曾一度下降到0·257,进入世界上收…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城镇和农村居民是构成我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政府实施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又包括城乡产业结构差异、城乡居民科技教育水平的差距以及乡镇企业下滑等因素。准确了解当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探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为确保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切实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提供理论依据。     

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本文通过数据论证了收入差距过大是收入分配中的突出问题,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公是引起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提出了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缩小收入差距的几点措施和建议。     

机会共享而后成果共享

立足于分配领域进行收入调节，并以此作为实现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主要途径，被实践证明很难取得预期成效。本文指出，中国的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形成于群体间的非对称性交易，而非对称性交易又是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缺陷所致。因此，要真正实现改革和发展成果的人民群众共享，就必须深化以市场为取向的产权制度改革。     

第三次分配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政策属性、地位和实现进路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对第三次分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第三次分配以必要的物质资源条件为前提,是社会成员按照自愿性原则对自己所有的资源、收入和财富进行的分配,是与生产密切联系的分配,是收入分配体系中必不可少的辅助形式。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不仅要以激励性制度和文化性制度发展第三次分配,而且还要将第三次分配置于整体的社会经济关系中,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核心,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协调联动反促生产实践。     

马来西亚《工业调整法》对农民增收的启示

马来西于1975年颁布了以“制造业许可证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工业调整法》，有效提高了世代从事农业的土著人的收入，缩小了各族群间的收入差距。但也导致了族群内部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民同样是中国的低收入群体，农民收入低也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原因之一，因此，该法对于中国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应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收入、颁布高效力层级法律三方面来实现农民增收。     

经济结构变动对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影响分析

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与城乡结构。就城乡结构而言,我国一系列的政策性障碍以及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使得城乡的结构变化与收入差距变化这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不能正常且有效地发挥出自身的作用;就产业结构而言,产业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易于发生异动,而且也无形中引发了以城乡为代表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格局的形成;就所有制结构而言,其变动会引起就业结构和失业率的变化并进而直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及消费行为差异实证分析——以青岛市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为例

2000年以来青岛市城镇居民收入明显增加,居民间收入分配无论从人均家庭总收入上还是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上看都是比较平均,但不可否认城镇居民差距在拉大。从消费支出上看,青岛市城镇居民总体上进入了小康和比较富裕阶段,而且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质量得到了提升,消费结构得到了优化。各级政府在居民收入分配上要得力措施促进最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深入细致研究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引导高收入群体理性投资和消费。     

对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考

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对生产起着巨大的反作用。马克思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当前，收入分配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因此，着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势在必行。     

民工潮与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劳动者到城镇打工,他们将自己获得的收入寄回家乡,提高了当地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但这并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反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呈逐渐拉大之势。这里有复杂的原因。从目前来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没有多大帮助,要有效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还应结合消除不合理的行业进入壁垒,发展农村经济等措施。     

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的几点分析

总体收入分配差距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两个主要方面。 2 0 0 0年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0 .4的标准。2 0 0 1年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之比已经达到创记录的 2 .90∶1。收入差距及其扩大会带来某些负面后果 ,甚至极大地危害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转 ,但是合理的、适度的收入差距往往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     

应对收入分配领域主要问题的思路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过大；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过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导致收入分配领域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收入分配关系没有理顺，初次分配差距扩大；二是制约机制缺失，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不力。     

构建和谐社会与收入分配合理化

收入分配是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已进入分配不公平区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收入分配理论是从理论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锁钥。又因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所以还要通过改革和发展加以具体解决。现阶段的基础性收入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社会整体的分配体系构筑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为此就需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制定和调整现行收入分配政策,将收入分配差距调节到社会可容忍的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