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行政监督与反腐保廉

腐败是一切社会的基本乱源之一。它既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从政治学角度讲,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正当地运用公共权力以获取个人的好处,通俗地说,就是以权谋私。从权力的直接性来讲,腐败现象离不开公共权力的存在和运作。腐败行为所使用的权力是公职所带来的权力,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由社会选举或国家任命的公职人员具体行使,腐败就是对这些权力的滥用,它破环了社会公平原则,损害了民众的利益。这是就当权者而言。就非当权者而言,腐败是对权力的不正当的利用,他们通过贿赂等手段达到影响或操纵公共权力的拥有者,…     

转型期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变革与廉政建设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腐败的存在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作为公共权力运作的核心性规范,公共领导体制直接规定着高层领导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腐败与反腐败活动。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开始现代化转型,从传统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换,其反腐败方略也相应地从注重思想教育和社会运动转向注重制度约束。与此相适应,必须深化公共领导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分权,发展直接民主;引入政治竞争,实行政务公开;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提高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度,等等。     

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的内在逻辑与治理路径

基层扶贫官员是扶贫领域的易腐群体。在扶贫政策下行过程中,扶贫资源的日益增多、基层社会中的腐朽文化、不完善的扶贫监督机制等,使基层扶贫官员获得了较大的权力空间,也给扶贫领域的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基层扶贫官员之所以涉入腐败,腐败收益的获取是其内在驱动力,而利益相关者在提升腐败收益和规避风险基础上的"合谋",则是扶贫领域集体性腐败的过程表达。面对基层社会独特的政治生态状况以及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生成机理的特殊性,其治理路径主要有:以畅通上级政府反腐权力下行渠道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效果;以保障基层群众的反腐权利打造"不能腐"的监督机制;以维护基层扶贫官员合理的利益需求来构建"不想腐"的保障体系。     

政治稳定视阈下腐败官员和资产外逃的惩防追缴机制建设

腐败的本质是公权私用,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异化。腐败官员与腐败资产外逃严重影响民众对于廉洁政治建设的信心,对我国的政治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惩防腐败对国家的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目前,腐败行为的结构性转型使得我国对腐败官员跨境外逃和资产转移的惩防难度增大,因此,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风险和利益冲突,正视权力结构存在的问题,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改革政治体制,依靠民主政治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促成对政府官员责任的落实和监督。将惩防跨境腐败上升到法治的高度,进一步完善并落实我国政府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完善户籍管理、护照管理和出入境管理等制度。要在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框架内,加强国际司法合作。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腐败预防与治理研究

腐败在本质上是作为公共代理人的公权力承担者与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行为,是经济和市场原则在政治领域的错用,是公权力异化和被滥用的结果。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市场失灵会导致权力获得对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会导致公权力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化,从而造成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失衡,进而引发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当制度缺失、监管缺位时,腐败收益往往会高于腐败成本,政府官员在对成本收益进行考量后,就会实施腐败行为。而预防和治理腐败,不仅需要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还需要提高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     

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原因与对策——从公共选择视角

地方政府官员诚信缺失的真正根源在于公共选择的基本规则:官员选择标准中对诚信重视不够,政治市场对官员自利行为监督约束不力,领导体制中对官员失信责任划分不清,管理体制对基层官员责任设定的不当,以及对权力寻租治理不力,都是导致官员非诚信行为的原因。重建地方官员诚信必须从改革公共选择制度入手。     

官场“权力瘾”泛滥之忧

唐亚林在2011年10月《人民论坛》（上）撰文指出：认清公共权力的性质，阻断公共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与输送之路，压缩因宫位越高自由裁量权就越大而引发的腐败空间，是降低、控制官员“权力瘾”的有效良方。第一，官员“权力瘾”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目前形成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个人利益政策化”这一“中国式权力异化”的恶劣局面。其后果必然是拥有权力的人不愿放弃权力，权力小的人渴求更大的权力，没有权力的人拼命追求权力。第二。官员“权力瘾”是权力商品化的结果。     

集体腐败、外部挤压与生态恶化——转型期官员自杀现象的政治学分析

近年来,中国官员自杀呈现高发态势,其特征既与中国人的总体自杀规律不符,也与其他国家的官员自杀情况差异较大。官员自杀事件的陡增,在一定程度上是官员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局部地区和领域的集体腐败频发,使系统内的官员廉洁奉公的风险加大,部分官员不得不加入腐败阵营;而社会转型和民主发展使官员的腐败风险加大,官员群体面临着来自社会的新的压力,内外环境的变换加速了官员自杀。官员自杀给官员个人、政治系统和社会带来了直接危害,治理官员自杀,最根本的是要落实十八大精神,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改变官员的政治生态环境。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抓好反腐败工作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尤其是在当前改革进入到关键时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搞好反腐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反对腐败是坚持我们党和国家性质的重大问题腐败，通常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的行为。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分工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后，腐败现象就产生了。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治，封建国家的政治腐败曾经越演越烈。我国著名的学者王亚南曾经说过，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清朝末年官场严重腐败，人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论行政权力运行的变异及其制约

行政权力变异是指行政权力在运行中偏离了公共权力设置初衷的方向,而出现的违背公共利益的现象。现实中的以权谋私、权力滥用、权钱交易等都根源于此。行政权力运行变异的机理在于: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机制在实际运行中的失灵会导致行政权力实际行使中的“内部人控制”;我国现阶段行政权力运行所处的环境是双轨制的“体制”漏洞为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提供了可能,同时政府无处不在、无不干预的权力经济背景为权力腐败提供了温床: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性在前两种因素的作用下,极易导致权力运行的变异。对行政权力运行的变异总体上需从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体制建设,建立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及完善行政权力运行的法制约束三方面对行政权力的运行范围和运行过程实施强有力的制约与监控。     

国外如何治理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在各国都是打击对象。严格的法律,成熟的市场机制,全面打击的氛围,是使其危害降低到最小的必要条件。以下介绍一些国家治理和打击商业贿赂的做法,以供学习和借鉴。新加坡:采取一切措施减少腐败机会。新加坡最重要、最有效的经验就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减少腐败的机会。新加坡是公认的亚洲最廉洁的国家。早在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时期的《预防腐败法》,到1993年共进行了七次修改。《预防腐败法》对贪污、贿赂行为做了非常严密和具体的规定。在证据上,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如果一个官员被发现生活阔气,消费明显超过…     

政府规制改革与有效防治腐败

国外一些学者用“规制俘虏”理论和“合谋理论”来解释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内在联系。本文认为,政府规制与腐败之间的联系有三个链条:其一,政府规制干预市场所形成的大量的寻租机会,产生了贿赂官员的动机。其二,政府规制基准模糊,掌握市场准入资格认证权的官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强化了争相贿赂官员的心理。其三,政府规制程序复杂、不透明,只有用贿赂作为润滑剂才可以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应该把对腐败现象控制的重点前移,从注重对腐败现象的事后控制,转到事前控制上来,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改革误区:政府行为的经济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至今,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改革如同古今中外所有的改革一样,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失误。尤其是改革进程中,我们未能合理地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双向关系,致使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这种滞后,不仅表现为旧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的残留,更表现为一些不规范的、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操作借改革的名义进入社会生活从而使改革扭曲变形。这种政治领域改革的误区之一便是政府行为的经济化。 政府行为经济化,简单地说,就是指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和服务社会过程中,其行为偏离了公共目标而以获取利润为指向的一种现象。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如果是政府官员个人、集体运用公共权力来获取个人、小团体的私利,则构成较为普遍的寻租行为,导致政治腐败。但如果是以政府的名义,或通过政府文件、规定的形式来获取政府经济收益的政府行为,则往往因形式“合法”且受益对象为政府而难以为人察觉,但其所造成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视。本文着重对后一种现象予以分析。 一、政府行为经济化的表现及其危害     

浅议国家公务员后就业制度建设

国家公务员后就业腐败是指国家公务员利用权力(主要指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的社会能力)和权势(主要指影响决策人行使权力的社会能力)，为在离职后的就业中谋取个人私利，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后就业腐败的主要表     

必须高度重视“集体腐败”的治理

集体腐败除指一些机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违规谋取集体福利行为外,还包括集体贪污、集体索贿受贿、集体行贿等。集体腐败多发在掌握审批和执法权的部门、相对独立的执收执罚机构、直接负责统计、填报、分配、落实各种补贴、补偿资金或实施项目的基层单位等。集体腐败成因多种多样,但主要源于权力结构的相对固化、权力运行的不透明、财经制度纪律的松驰、监督处罚不及时和不到位等。防治集体腐败须多管齐下,综合整治。     

反腐败面临的文化挑战

反腐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艰巨性同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直接相关。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难题在于,反腐倡廉的社会主义资源相当短缺。因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大课题。警惕“腐败文化”蔓延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除了体制层面的原因外,还因为它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腐败也容易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一些人的日常行为模式之中。当前,我国的集团性腐败、体制内腐败以及人们的羡腐心理等等,都是“腐败文化”滋长蔓延的可怕信号。集团性腐败。集团性腐败或集体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特定群体在共同私利的驱动下,形成了利益联盟,使得本应服务和服从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蜕变成了谋取集团利益的工具,使权力逐步私有     

简论腐败成本

腐败成本是指人们在权力与利益相交换时所作的投入，或者说所付出的代价。腐败是对公权执掌者非法行为的性质判断。而腐败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追逐和实现个人或者团体的利益。追逐私利，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公私利益出现分化后的一种普遍现象，只要公私利益的对立和差别存在，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就无法避免。因此，追逐个人或者团体的利益，     

对审批权力腐败治理的思考

审批权力腐败是指握有审批权力的机关、部门和权力个体，不按规定，滥用审批职权，把权力当筹码，把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把权力当作追求享乐的法宝。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利用审批权直接或间接的进行权与钱、权与利、权与色的非法交易。当前审批权力腐败较突出、群众意见较大、案发较多的部位，就是经济管理审批机关、尤其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监督不力的审批环节上。从深圳特区近年查处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看，主要集中在计划指标审批，银行信贷审批，国土规划审批，基建工程审批等审批部位上，一些私欲倾向严重的国家公职人员运用手中…     

群体腐败的系统思考

公共权力大多是通过一定的人格化代表行使并发挥其相应的社会职能。在当今世界各国，群体腐败的主体一般是指那些拥有较大实权的公共权力部门，只有采取规范公共决策行为，健全法律机制，强化主体服务意识等手段，才能防范与遏制群体腐败。     

利己取向视野下的廉政监察原则新思考

廉政与腐败的较量,是政府本身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如何使其在获得合法职位职权履行天然义务的同时葆有稳定的性格,存其正气,去其戾气是政府必须摸清的盲点。立足于贿赂的"正效应"认知、行贿理由成为共同知识、政府官员腐败收益分析、政府官员行为外部性四个方面,阐述腐败行为产生的缘由,进而引出对廉政监察原则的思考:树立非辩证的贿赂观——廉政监察理念的前置性安排;凸显腐败交易的潜在风险——廉政监察工作的"迂回"创新;导入上级政治权威,解除外部性锁定——廉政监察开展的拳头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