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亲亲相隐制度的重构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礼治主义的产物,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也有其合理性.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人性关怀,增加了人的安全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有必要通过界定亲亲相隐制度的性质、行为方式等内容,以重新构建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     

论亲亲相隐制度的重构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礼治主义的产物,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也有其合理性.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人性关怀,增加了人的安全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有必要通过界定亲亲相隐制度的性质、行为方式等内容,以重新构建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思想的法理资源

"亲亲相隐"肇始于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发端。千百年来,其已演变成中华法系传统中的一项特色法律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被视为封建糟粕而未被立法借鉴和吸收。在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语境下,如何认识"亲亲相隐"?研究"亲亲相隐"的意义何在?本刊就此系列问题采访郭齐勇教授。     

儒家伦理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观念中有"亲亲相隐"的文化传统,但同时也不排斥"大义灭亲",孔子既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也说过"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人是情感的动物,当亲情和法律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本刊记者专访了2017年度"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奖"获得者,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主席郭齐勇。     

现代法学视野中亲亲相隐之原则

亲亲相隐在中国古代作为体现儒家思想、维护封建家长制的一项法律制度 ,在新中国已作为封建糟粕被摒弃。但以现代法治社会的眼光审视 ,其对社会最基本的人伦血缘关系的承认与关怀 ,无不闪耀着现代法治的理性光芒 ,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其在建国后的命运与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法治的国家主义分不开 ,前瞻其在中国未来之命运 ,在刑事立法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并表现为一定的亲属间相互享有作证割免特权 ,且必须对内容进行必要的整合。     

社会转型期告诉才处理制度的价值根基与范围重构

告诉才处理制度是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横跨刑事法和民事法范畴、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意义。告诉才处理制度具有防止公诉权滥用的制度性价值、合理配置国家司法资源的经济性价值、体现亲亲相隐的人伦价值、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政策性价值等多重价值。现行立法中对于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范围划定有诸多瑕疵,应当根据告诉才处理案件的特定原则对其进行合理化重构。建议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以及一部分侵占罪排除出去,同时将某些亲属间财产型犯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性暴力犯罪、侮辱尸体罪等纳入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范围。     

“亲亲原则”问题探讨

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传统法律中有关“亲属容隐”、“亲属相犯”的立法状况,比较当代各国刑法中有关亲属之间犯罪的立法体现.探讨我国传统中的亲亲原则对于当代刑法的意义,分析传统儒家伦理作为根植于中国的道德标准对于当今法治完善的意义.     

“深悔”不如“严拒”

从媒体的诸多报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落马贪官通过对自身的反思,忏悔录不可谓不深刻,不可谓不发人深省。尽管他们在位时曾经是那么疯狂,一旦锒铛入狱,便会产生出刻骨铭心的灭顶之痛＂、罪犯＂身份之痛、身陷囹圄之痛、愧对亲人之痛和前景迷惘之痛。贪官落马后的忏悔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深悔＂不如＂严拒＂。     

李大钊为中共创建"立其基"

20世纪30年代中期,学者郭湛波在其专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论及李大钊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位置时说：＂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李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     

字里红潮——读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对中国文字音韵之学有着很深造诣并有多种著述传世的国学学者。他的学术生涯始于研究＂小学＂（即文字音韵之学）,又以殚精竭虑著述《小学识字教本》未竟而终。本文作者于＂五四＂运动90周年、陈独秀逝世130周年之际,从巴蜀书社库存中乞得这本陈独秀晚年倾主要精力、历经数载、最见功力的绝笔之作,如深海中探得一枚砗磲大海螺般,喜不自禁——开卷阅读,能见字蕴珠光;阖卷聆听,如闻血涌红潮。     

“三圈”理论视野下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

＂三圈＂理论作为倡导公共价值,加强战略管理的理论框架,用于分析和指导公共决策行为。本文运用＂三圈＂理论,分析中国转型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三圈＂理论之＂价值圈＂、＂能力圈＂、＂支持圈＂的角度,分析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三圈＂理论视野下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改革方法论研究

"中国模式"的成功秘笈首推方法。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改革方法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如何定性中国改革方法论?鉴于西方模式的现实危机,西方学者大都不愿意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当然,也有不少学者正确指出了中国改革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二是如何归纳中国改革方法论?西方学者对中国改革方法论的概括很多,但一般无外乎实用主义方法、渐进主义方法、自由主义方法或综合方法等等。三是如何评价中国改革方法论?西方学者的评价两极对立、界限分明,颂扬者有之,棒杀者有之。四是如何践行中国改革方法论?中国改革方法论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究竟是可供复制还是仅供借鉴,究竟是可以出口还是中国专用,其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也许值得商榷,但对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启迪意义也是不容置疑的。     

历史政治学相遇中共党史研究：“党史政治学”刍议

<正>历史向来是破解神话之利器、提炼理论之富矿。近年来，政治学界的一批中国学者倡导“历史政治学”，意在推动政治学转向历史，通过研究历史尤其是悠久丰富的中国历史，发展政治学理论。历史政治学所研究的历史不限于古代历史。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共党史对于在中国发展政治学理论的价值都远高于古代历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其理论渊源,也有其实践基础。前者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思想先导和理论基础作用;后者主要是指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实践检验与推动作用。文章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等六个方面对此进行了阐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抽象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具体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并被＂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后形成的科学理论。     

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渊源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国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推进都呈方兴未艾之势。笔者认为,要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真正变成全社会自觉的行动,就必须要探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梳理其学术渊源及价值意义,以期彰显学术理论对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作用。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来讲,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更有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带来的创新发展;从学术渊源来讲,是现代西方学者的创新理论与实践及我们的学习借鉴。     

官员相对学者需要哪些专长

学者与官员,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其职业内涵、社会评价与行为特征都大相径庭。在"学而优则仕"的历史传统感召之下,不计其数的学者如过江之鲫般纷纷步入仕途。留下不少美谈,亦留下诸多的憾事。相较于学者和官员的生活空间和身份标识来说,前者是"处江湖之远"的知识精英,后者是"居庙堂之高"的政治精英。学者们很多自诩为"闲云野鹤",与权力中心之间有一定距离。而官员"重权在握",身居不同政治层     

醴陵与“主席用瓷”

＂毛瓷＂：毛主席用瓷,是一九七四年为庆祝毛泽东主席八十一岁生日专门烧制的釉下手绘双面花五彩瓷。特制了月季花、芙蓉花、菊花、梅花系列产品,器型为碗类、杯类等。从瓷质到造型、釉质、釉色、花纹的描绘,堪称陶瓷经典之作,是当代醴陵窑中的极品,二十世纪最荣耀的中国名瓷。月季花：应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春季。月季花又名月月红,常开不谢,全年好景,以证毛主席＂只争朝夕＂之意（一九六三年《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象征全国山河一片红。芙蓉花：芙蓉,又名木芙蓉、拒霜花、木莲,原产我国南方。毛主席曾有诗句＂芙蓉国里尽朝晖＂（一九六一年《七律·答友人》）,以芙蓉入画,以解主席故乡之思。菊花：菊花盛开于秋季,言寓收获之意。人云＂自古清秋多寂寥＂,然而毛主席认为秋季＂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并有诗赞曰＂黄花分外香＂（一九三一年《采桑子·重阳》）。梅花：毛主席最爱梅花,有诗云＂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一九六一年,《卜算子·咏梅》）。梅花在风雪中昂扬挺拔,此亦主席逆流而上、乐观旷达、永不气馁的精神写照。     

曼德拉的中国情结

狱中精神支柱来自中国曼德拉与中国的渊源,在他早年的开普敦生活时期就开启了。那时候,他白天是一名律师,晚上则是一名业余拳击手,平日里酷爱读书,尤其喜爱《孙子兵法》这样的战略书籍。孙子倡导的＂为将五德——智信严仁勇＂,在曼德拉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在27年的铁窗岁月里,曼德拉深受中国革命经验的影响。     

迁徙自由及其在中国的实现

迁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是现代法治社会中公民必不可少的权利之一.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对我国宪法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改,尽管没有明文确立迁徙自由,但从修改的内容和立法的趋势分析,迁徙自由重归宪法为期不远.迁徙自由并不是天赋之权,其产生与市场经济有着深厚的经济、社会渊源,我国改革开放至今,重新确立迁徙自由的社会政治条件已经成熟.本文从迁徙自由的经济、法律渊源入手,结合迁徙自由在中国存在、发展的历史,探讨了在中国确立迁徙自由的思路,以期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主体活动的制度环境和完整的社会主义人权体系.     

熔铸商帮文化的镇远八大会馆

镇远,地处黔头楚尾,雄居沅江支流舞水上游,东扼入湘门户,西拒通滇孔道,为水陆交通之重要枢纽,＂南国丝绸路＂之重要关隘,向称＂黔东重镇,滇楚要冲＂。自古为兵家、商贾必争之地。因此,明清两代,中国十大商帮十五省商人涌入这里,摩肩接踵,骈阗百货。各地商人为其利益之图,先后筑就“八大会馆”。